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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林秘籍》高科技不是钱堆出来的

当一个经济进入高科技发展的阶段，或者想要发展高科技，关键不是钱本身的问题，而是必须要有硬的预算约束机制

肖梦(本报特约记者)：我们知道最近你所做的研究是相当有意思的，尤其是如何以软预算约束为基本框架探索厂商理论、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这三大研究课题。在此，希望你能介绍一下你们是如何以软预算约束为基本框架探索厂商理论这一研究课题的。

许成钢(伦敦经济学院高级讲师):在谈我们的理论之前，我认为必须回顾厂商理论关于产权的讨论。当年科斯提出许多问题：什么是企业？企业的边界是怎么确定的？什么原因使得企业有一个最好的规模？当代经济学界比较公认的分析得最透彻的就是以哈特（OliverHart）为代表的产权理论。

哈特认为，由于合同不完备，或没有办法经济地设计一个完备的合同，所以最好是分配产权，什么人有产权，就由他来控制资产。由此就可以推导出企业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如果企业的规模太大，可能效率反而会降低；如果企业的规模太小，也可能效率会过低，从而要有一个最优的边界。其理论基本上是说：如果资产是互补性的，一个统一的所有者为最优；如果资产是相互独立的，产权最好是分散所有，合在一起可能是没有效率的。

他的理论非常有意思，但我们发现许多情况无法解释。一个不能解释的、特别好的例子是高科技的大企业和高科技的研究项目。高科技的研究项目与高科技的大企业的资产性质显然有非常强的互补关系。

拿制药业来说，美国最大的制药企业默克公司（Merck）一年花大约上百亿美元在研究上，但默克公司内部做的研究很少很少，只研究开发一两个新药，生产的几乎都是成熟产品而非创新产品。相反，默克公司资助本企业外的小企业和实验室从事研发工作。这就无法用哈特等人的产权理论解释，理论与现实不符。默克之外的公司成长起来，当然对它特别重要，对默克来说，要不然就被对手挤垮，要不然就把对手看成是他的生命线。可这研发的生命线不是放在内部自己做，而是掏钱让别人做，从产权理论解释，即产权是分开的。没有一个理论来说明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来提一个理论。这个新的产权理论可以解释很多东西，但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解释高科技，因为高科技领域的情景对照最鲜明，可以看出我们的产权理论与哈特为代表的产权理论的差别。我们不是说为提一个新理论而提新理论，而是提出一个好的理论是要解释现象的。我跟哈特本人谈过，他觉得这很有意思。

肖梦:请给个简单的理论框架。

许成钢:最基本的想法是这样，一个大企业在企业内部做研发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归根结底是企业财务（corporatefinance）问题。如果研发工作在企业内部做，所有的融资都要从内部解决，那不就相当于中央计划经济了吗？

我这个思路实际上是从中央计划经济来的，中央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比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软预算约束。因为你把研发放在企业内部，就受到软预算约束了，当研究进行到一半了，一旦你发现不妙，你特别难停住。各种各样的原因迫使项目还得继续，大量的资源消耗掉了，效率就无从谈起。如果你跑去问企业的管理人员，企业扩张研发部门以后会怎么样，他准定告诉你，“人员很难被裁掉，项目很难停下来。”所有软预算约束的原因这里都有。

所以，大企业一方面要做研发工作，一方面又怕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要在这中间找到一个最好的折衷的办法。什么是最好的折衷办法？干脆自己内部不搞研发，让外部去搞研发工作。如果研发成功，按事先订立的合同分账；如果研发失败，对不起，我不管了，没我的事了。这说明了为什么产权的分配在高科技创新时会有哈特的产权理论没法解释的奇怪事。大企业对待高风险的项目，通常是大企业相互之间联合资助一个或几个高风险的小企业。这是因为软预算约束问题导致了企业的边界的划分。

我们的理论证明，大企业相互联合资助可以帮助委托者发现当这个企业或项目不行的时候，可以及时中止。为什么几个企业联合起来互相帮助会有好处呢？这个道理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因为一个人做事，自己跟自己不发生矛盾，两个人做事会有矛盾。照理说打架是件坏事，但是利用“打架”就可能把某个有问题的项目给打黄了。有意识地找几个将来可能产生矛盾的伙伴有利于创新。

我们回到公司财务或公司破产法上，在美国有两种公司破产程序：第7章和第11章。第11章是重组，第7章是清盘。如果我们发现一家企业不好，把它清盘就比较简单。如果一家明显效率不好的企业应该清盘，你却给它重组，这不就成了软预算约束了吗？

凡是在重组的时候，都需要债权人出来接手，调整战略方向和组织结构。如果这个项目只有一个资助者，由于你不会自己跟自己打架，就会很轻易地找到一个最简单的重组办法。什么意思呢？如果重组，虽然前面的钱打水漂了，但事后如果成功了还是有利润的，所以从现在起，再加一块钱进去，将来能得到一块五，还是重组不要清盘。

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在高科技产业中往往等于自欺欺人。假定这个信息最早是做研究的人更明白，他们知道后来会失败，有坏消息也不告诉你，而是瞒着你。到了发现问题的那一步，你也只有接着往下走，最后就把你坑了。

那么，我现在找两个合伙人一起干，结果到重组的时候，你想东他想西我想北，三人一打架，最后这个重组成本不就上去了吗？所以就没有办法重组，清盘算了。如果那个做研究的人知道你们三家共同资助事后没法重组，出了坏消息就会早早告诉你，说这事不行，没法弄了，那么就拉倒吧，停掉算了。所以，提前把坏项目停住，项目就可以提前清盘。这就是为什么大企业在碰到高风险、高科技的研究项目的时候，不放在本企业内部，而是几个人合伙在外部做的原因。

我们观察到在高科技和高风险领域的现象，正是这样一种机制使得它大量的生，大量的死，留下的就是好的。也就是说，你得给他大量的生、大量的死的机会，才会创造出好的。而把研究项目放在本企业内部，就没有大量的生、大量的死的机制，只有很少的生，或生得不死不活，就创造不出好的东西。

历史上特别有名的工业界的研究机构是贝尔电话实验室，曾经长期被认为是美国给全世界提供技术革新的楷模，现在没有了。AT＆T重组把它甩出去不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当然不是全部原因，就是大公司内部的高科技研究机构不是最有效的，由于它是软预算约束的。甩出去，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找外边的人做研发，有些时候能把别人创新的技术拿回来，有些时候只是培养了一个对手。没办法，你没有选择。几乎所有的制药大公司都是用这个办法，资助特别多的小公司，让这些小公司在外边趟路子。通过大量的生、大量的死，很少一些生存下来的，就把好药给做出来了。多数是做不出来的。一旦做出来了，这个大公司就涨价了，想办法要吞并了。有些小公司吞并不了，自己发展起来成立一家新公司。所以，什么样的都有。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厂商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比较美国的高科技行业和日本的高科技行业非常不同，特别鲜明的对比是欧洲。其实欧洲人老早就注意到他们跟美国不一样了。美国是以风险资本（VentureCapital）为主，其实美国占大头的不是独立的风险基金，而是大公司的风险基金（CorporateVentureCapital）。比如说，做计算机相关产品，大量的钱是从计算机大公司的风险基金里来的，不是从独立的风险基金来的。

这才是理论上真正特别有意思而要我们解释的，即为什么大公司要拿出钱来去资助别人的小公司，小公司发展出来的新技术可能将来要跟它竞争，它为什么还要这么干？我们的理论就证明了这点：别无选择。放在里边做，做不出来的。放在里边就没有大量的生、大量的死的机制。还因为是高风险的，只有做了才能知道是好是坏，不做不知道。而这种机制是由风险基金提供的，风险基金是另一种所有制形式，只有这种所有制形式能够促进高科技的发展。欧洲就是花了好长时间想学习这样的机制，但是因为理论上不清楚风险投资机制的关键何在，所以试图用政府来模仿风险基金的运作——政府机构提供风险资本，他以为就是靠钱呢！

很多人都以为风险资本的关键是有没有人拿钱出来。其实关键不是有没有人拿钱出来。苏联当年大量投入在计算机研制上，就是没有获得好的成果。日本也是巨额投入，但高科技跟美国的距离总也不能缩小。实际上关键不是钱本身的问题，如果就是钱的问题，何必大公司要在外边资助别的企业搞研发呢？在自己内部搞不挺好吗？所以，最关键的是以什么方式提供资本的机制。

肖梦:关于风险投资在中国也已经热了两年了，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但内在的机制究竟是什么？的确是有不明白的地方。你能否最简单地概括一下“钱和这个机制的结合”是什么？

许成钢:最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筛选机制，这是最关键的。这个筛选机制的核心是事后筛选，而不是事先筛选。事后筛选就要求一定要有一个硬预算约束，事后筛选是同硬预算约束连在一起的。如果是软预算约束，就意味着没有筛选。当一个经济进入高科技发展的阶段，或者想要发展高科技，必须要求有硬的预算约束，这是事后当你发现一个项目不好的时候，有一个体制能让它断了，断很痛苦，但又是必需的。

(许成钢，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伦敦经济学院高级讲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论著曾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美国经济评论》和《欧洲经济评论》等国际一流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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