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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尸体的价格是多少？

一个乡派出所所长的职位值多少钱？

孩子选好学校的赞助费多少合理？

一张大学文凭的收益是多少？

倒票对资源优化配置是有利还是有害？

自从刘备退学下海，转眼已近20年光景。这20年正是中国发生剧烈变化的20年，高等教育发展很快，招生人数增长了差不多10倍。即使如此，大学在中国仍然是精英教育。如今社会竞争越发激烈。广大农村穷苦人家的孩子早早就下学了，到外地打工，挣的都是辛苦钱、血汗钱。有钱人家的孩子现在一般都不急于就业，尽可能多上学，多学知识和技能。个人要是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大学学历和文凭，是很难找到合适工作的。

曹丕自从在燕京大学混了一张EMBA的文凭之后，真正感觉到了文凭的重要。他最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够像模像样地考上一所名牌大学，不仅可以耀祖光宗，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握一门专业知识，成为专家型人才。再不济也能混个文凭，找一份好工作。可是，曹丕的儿子曹睿似乎并不怎么睿智，从小学习就不及格，还常常被学校请家长。从班主任到任课老师，以至于学校正副校长，都认为曹睿的问题是家庭环境造成的，高干子女的优越感决定了必然就是这样。别以为爷爷是集团公司董事长自己就有多么了不起，难道爸爸是银行行长就可以不学习，甚至随便欺负班里的同学？老师们的判断也有失误的时候，曹丕的家教其实也是很严的。只不过他们自己强横惯了，有时候可能自觉不自觉地会表现出来，这自然要影响到孩子的行为。老师们在这方面也应该给予理解，家庭背景不一样嘛，人本来不就是分着三六九等嘛。但是学习上不去，却一直是曹丕内心着急的事情。

虽然近几年全国高校不断扩招，大学的入学率越来越高，但是，由于高考制度并没有改变，大学也不是谁都能够随便上的，所以，曹睿连续复读了两年，今年还是没有过分数线。这事情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就是学生不急，家长急。曹丕自然也不能幸免，孩子要是老考不上大学，实在是自己也很没有面子。虽然自己不缺钱，完全可以把孩子直接送到国外去留洋读书，但是，现在似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留学低龄化问题已经遭到外国高等教育界的普遍反感，认为那根本不是去学习，而是瞎胡混。这事情传到国内以后似乎舆论也不怎么好，似乎凡是把孩子送出去的都是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纨绔子弟。曹丕比较着急，希望今年儿子无论如何也能找个大学上。

曹丕把儿子走后门上大学的事托付给了好友文聘。“无论花多少钱，无论什么条件，只要能让孩子进了大学门，什么代价都可以。”曹丕跟文聘反复交代。文聘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北方工商大学的校长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暗中花了15万元才打通各方面的关系，甚至拖人把曹睿的高考档案成绩都偷偷改了，才在后来的调剂补录名单中“塞”了进去。还需要曹丕把招办主任的小姨子安排到银行人事部。无论如何，曹丕的儿子上大学了，曹操首先高兴，觉得孙子有出息，不愧是曹门后裔。中原集团的上下听说以后也都普遍跟着高兴。那些想升官发财的就借机向曹操父子大把送礼，美其名曰：赞助费。终于有了送礼的机会，就尽可能巴结吧，于是有送一万的，有送两万的。曹丕儿子上大学不仅耀祖光宗，而且还能赚钱。这正是目前很多有权势的家庭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送进大学的根本原因，可以一举两得。

曹丕虽然把儿子上大学的事情给解决了，其实也不是办得多么漂亮。因为真正知道这个圈子里事情的人最近告诉我，如果你的孩子考试分数不够本科线，又想上大学，找对门子的话，有8万元就基本解决了，真正掏上15~20万元的银子，完全可以进国内一流的名牌大学。这就是目前的市场行情，或者准确地说，就是“影子价格”。这里我们不能再对文聘的能力和办事态度说三道四，在他根本不掌握高招领域的各种信息和歪门邪道的时候，只要能够办成，就谢天谢地了，更何况曹丕家有的是钱，就怕你花不出去，办不成事情，那才叫窝囊。如今行了，曹丕儿子“考”上了大学，人们并不问到底怎么考上的，究竟是曹丕考上的，还是文聘考上的？似乎都不重要了。无论如何，曹府内外皆大欢喜。

影子价格？影子价格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在社会生活中，有的东西本来是没有价格的，因为没有作价的基础——价值。它不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由于存在一定的供求关系，也就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价格。这种价格一般被称为影子价格。比如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很多商品的供应需要凭票凭证，在这种票证经济中，各种粮票、布票和购货证本来都是无价证券，严禁买卖的。可是实际上当时的各种票证都有影子价格，如果你在饭店里买一个馒头，2两粮票2角钱，如果你没有带粮票，人家营业员要是坚持原则不卖给你，你毫无办法，只好饿肚子。如果遇到有同情心，能变通一点的，你可以掏4毛钱也能买一个，或者正好遇到好心的大爷大妈在你后面排队，你也可以掏2角钱从大爷大妈那里“买”2两粮票。这就是粮票的影子价格，大概1元钱1斤。现在粮票已经不用了，家里原来储存的粮票都作废了，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它的现实影子价格。我们最多还可以在邮币卡市场上偶尔看到一些特殊的票证，会有一些价格。

现在的社会生活中，虽然没有了票证，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有其影子价格的。比如你家里的孩子入学择校，如果准备选择一所好学校，偏偏你们家的户口又不在所属的社区，这就要交一笔“赞助费”。少则几千，多则数万。这同样要根据学校的教学质量，群众的口碑，师资力量、择校者的多寡和拥挤程度来决定。目前比较好的中小学校长都比较牛，社会地位不比到处骗钱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低。

再譬如官职，这本来也是没有价格的，但是，从中纪委公布的大贪官的行迹看，多数是靠“卖官”发财的，少则数十万，多则上千万，甚至过亿元的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具体价位，要看所“卖”官位的高低和“肥瘦”，实际权力有多大，因此要考虑一系列的参数才能“定价”。媒体报道说，有一个县委书记的发财经就是“要想富，动干部”。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家乡的干部职位几乎都有比较明确的影子价格，像一个“乡派出所所长”的位置大概需要10万元，一般在一年之内就可以“收回投资”。最近几年的商品物价虽然没有怎么涨，但是“官价”据说涨幅不小。

活人有影子价格，死人也同样有影子价格。各位可能还记得，诸葛亮初出茅庐的第一战就是“火烧博望坡”。这博望坡地处伏牛山脉，在南阳的一个县，与曹操的中原公司所在地的许昌搭界。在这里一具尸体的影子价格是多少？我可以明确告诉你，3000元！这是一个省级的贫困县，县乡财政多年赤字。县里推广火葬，一律禁止土葬，那怕你是深山老林里的山民，死了也得拉到县火葬厂火化，费用当然也很可观。最近曹操接到该县一个朋友的电话，问我能不能给县上的某某县长说说情，帮助把一个远房亲戚的尸骨给解决了。曹操问是何人何事，朋友告诉我：是自己嫂子的一个表舅，家住城东20里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无儿无女。寿终正寝以后，族人邻居帮助料理了后事，就私下埋了。本来事情已经过去半年，最近却有人把此事告发了，民政部门立即派人把坟扒开，把尸骨拉走了。曹操问在哪儿？说是在乡民政。问拉走干什么？说是违法了，要交罚款才给尸骨。问多少钱？说大概3000元。要是县上有人，说一说可能会便宜些。曹操对朋友说：“你如果要钱，我给你寄去3000元；要让我说情，对不起，我认为那把骨头不值；乡民政如果觉得值钱，就让他们保存去，谁也别去赎回，看他们最后怎么处理。如果他真敢给销毁了，到时候再找他们要。”朋友觉得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这也就是嫂子她表舅，正好又是绝户，膝下无儿无女，要是换了曹操他亲爹，别说3000元，就是30000元曹操也得出。乡民政找错了人，挖错了坟，这次想靠影子价格发一把的梦想有可能也就泡了汤。

影子价格实际上是一种灰色经济的表现。任何社会都有，各位不必觉得是什么咄咄怪事。

闲话休提，从经济学来说，上大学的竞争实际上是劳动市场的供给竞争。虽然上大学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为了将来有一个好工作，个人和家庭还都愿意为此付出。虽然从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从家庭的角度看，让孩子上大学几乎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孩子能上大学，起码也给家长挣回很多面子。一般的家庭在子女上大学的问题上，特别是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在孩子上大学的费用上从来不做计较。更有很少计算机会成本者。上大学一年有着明显的成本，如学费每年4000~6000元，房租和伙食费每个月500元，全年6000元，还有其他各类支出。有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愿意让孩子上军校，这样就可以省去学费、房租、服装和伙食费，每年下来差不多1万多元。实际上学生每年上大学还失去了工作(打工)所能挣的钱，这些构成了上大学的机会成本。经济学家认为在教育上的各项花费和投资形成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发展来自于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工作中的学习以及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父母在时间和金钱上所做的许多投资。

中学生和大学生实际上是不同劳动市场的竞争。前者是劳动量市场的竞争，后者是人才市场的竞争。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收入要比没有读完高中的人要高得多。因为缺乏技术的工人通常不能与技术工人从事完成同样的工作，没有技术的人只能干最简单的体力劳动，有技术的人则可以从事各种技术工作，有知识的人可以从事管理工作。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的工人被称为蓝领工人，从事管理和技术的人被称为白领工人。当然进一步的细分还有从事文秘工作的粉领工人，但是基本上还属于白领的范畴。两类人的工资有明显的差别，工资价格的决定被看成是由不同的劳动市场价格决定的。一般而言，技术工人的均衡工资比非技术工人的均衡工资要高。两个不同市场工资价格差别的扩大会引起劳动供给的转移，主要是非技术工人会通过学习和在职培训，以师带徒等方式去获得技术，特别是一线的操作技术。这样可以引起缩小工资差距的变动。但是，在中国要真正改变自己的身份，从蓝领变成白领，一般还是要经过各类高等教育。

文凭竞争是中国劳动市场竞争的一个集中特点。一般认为，中国的教育重学历不重能力，重知识不重技能。这实际上是有经济学的背后原因的。在劳动市场上，当雇主雇佣工人时，他们并不知道所有的关于这些潜在雇员的实际能力，也就是说，他们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究竟哪些人的能力比较强，哪些人的能力可能不如其他人，甚至达不到岗位的要求呢？他所能利用的信息首先是文凭。文凭可以告诉他，一个人的年龄是多大，学习的是什么专业，是本科毕业还是专科毕业。在一些职业中，有头脑，思维敏捷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如计算机和软件，机械电子过程、信息工程、高能物理等。那些在大学修完高深课程并有良好成绩的学生已经表明他们有雇主需要的那种头脑和能力。高等教育提高的不是生产率，而是确定哪些人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大学是一个筛选机制，学校只是对学生的能力进行了筛选。有了文凭，就标志着他们有更高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文凭获得雇主的青睐，拿到更高的工资收入。更高的收入意味着他们能提供更高生产率，但是，更高的生产率不是在大学里得到的。大学只不过是发现了人才。

当然，大学并不仅仅是一个筛选装置，大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东西也确实为提高生产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不仅学到了更加专业的知识，而且学到了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关于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基本的实证分析证明，这种形式的投资是收益递增的。中国的例外仅仅在于博士、硕士的年投资收益曲线的递增略显平缓。下图是不同学历水平的月工资收入对比。

可以看出，随着文凭的提高，总体水平上是收入会越来越高。从劳动市场的平均情况看，高中以下的月收入仅仅在800元的水平，如果高中毕业就能够拿到1100元，上1-3年大学就可以到1800元，有了本科文凭平均能有2400元，有硕士文凭的研究生月收入是3200元，博士参加工作可以拿到4000元。

从目前的情况看，全国的学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够直接上大学，一方面可以直接切换到白领的身份，跻身技术劳动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是收入要比拿不到本科文凭的3年学习在收入上提高一大截。按照机会成本理论来考察教育的未来收益可以看出，大专毕业的月工资水平是1 800元，本科多上1年的机会成本是21 600元，本科毕业以后，每月可拿2 400元，比大专的月工资高出600元，3年就可以追回这些机会成本，把1年的损失夺回来，以后就是净赚的递增收益，如果60岁退休，还有35年的工作时间，1年多挣7 200元，35年是多少？谁都会算。目前学生和家长都不愿意读专科，并不仅仅是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未来不好找工作，工资收入水平也比较低，女孩子还好办，男孩子找对象都困难。硕士读3年情况如何呢？也可以通过机会成本算一算。本科毕业以后的3年收入是86 400元，读研究生等于有86 400元的机会成本，这些成本多长时间能收回呢？研究生毕业每个月可以比本科生多挣800元，这样需要9年108个月，能赶上本科毕业时的总收入。如果家庭条件好，不在乎这86 400元的收入，可以考虑继续读研究生，但是，如果家境不好，就确实需要换一种思路了。那么博士的机会成本就更高了，按照上面的级差，3年的硕士收入是115 200元，博士毕业可以比硕士每月多挣800元，这需要12年144个月能赶上硕士毕业的总收入。如此算来，博士的总收入到40岁的时候可以赶上硕士。这里还没有计算货币的时间价值，如果再按照一个公认的贴现率去重新计算收益现值，可能就是45岁以后的事情。

我们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上大学的成本—收益状况。这是极其一般的抽象分析，读者朋友千万不要信以为真。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情况和个别情况的差别就更大。一般情况只具有统计上的意义，平均数是这样，具体到每个个体，社会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谁也不可能一条道走到黑。刘备大三的时候就退学下海了，现在成了企业家；比尔·盖茨大二的时候就离开了别人向往的哈佛大学，如今是世界首富，也是备受尊敬的企业家。有些人喜欢读书学习，不喜欢工作，博士毕业了也不打算赶紧“往前整”，还要读“博士后”。也是一种追求。也有的人根本就不要文凭，结果生活得也不错。

弥衡就是这样一个蔑视文凭的“愤青”，弥衡字正平，读过几年书，没有具体的专业。京剧传统曲目《击鼓骂曹》说的就是这位愤青的故事。弥衡向来蔑视权威，不把谁放在眼里，曹操本来想重用他，可他不给曹总面子，把曹操手下的人个个说成是酒囊饭桶。曹操列出自己帐下的人才，如数家珍：荀攸、郭嘉、程昱，机深智远，虽萧何、陈平不及也；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不可挡；还有吕虔、满宠、于禁、徐晃皆是一流人才。可是在弥衡看来：“荀攸可使看坟守墓(在民政部门的火葬场或是陵园工作)，程昱可使关门闭户(只配到保安公司当门卫)，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大概是起草会议通知，准备会场等会务工作)，张辽可使击鼓鸣金(现在不打仗了，只能到值班室敲钟)，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下放到农场或农村去)，李典可使传书送檄(骑自行车做投递业务还行)，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打铁匠)、满宠可使饮酒食糟(到酒厂的车间去翻糟子)、于禁可使负版筑墙(建筑工人，到工地上搬砖去)、徐晃可使屠猪杀狗(屠宰专业户)。其余全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

曹操可是以礼贤下士著称的，虽然弥衡太过自负，恃才傲物，曹操还是给他安排了工作，谁知道这弥衡不识抬举，居然演出了大堂之上裸衣骂曹的闹剧。最后还是被曹操辞退了。但是人只会骂大街也不算什么本事，总得有个职业。可是他自己既没有一技之长，也与人搞不好团结，很多企业都不要他。没办法，只好自己单干。自己单干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总得有一定的资本投资吧，俗话说：“要想做强盗，也得省吃俭用买个盒子炮。”可他根本没钱，也就打消了投资的念头。弥衡一直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倒票。也就是做黄牛党。

最初弥衡主要是在京城火车站倒卧铺车票。像北京到上海的卧铺一张差不多能赚30元，如果赶上春运高峰可以价格翻一倍。五一、十一的长假也都是车票紧张的时候，只要瞅准了哪些车次紧张，提前多买几张，就只等着发财了。可是倒车票总是被警察抓，风险比较大，每次不是罚款，就是拘留，一度搞得非常紧张。

后来弥衡又开始倒球票和明星的个人演唱会演出票。在球市火爆的时候，一张球票也能赚30元~50元。可是最近现代队的主场踢得不好，成绩一路下滑，一度跌到了保级圈。很使京城球迷伤心，有很多伪球迷也就不再去现场看球了。这曾经使弥衡们经常把球票砸在手里。对于歌星演唱会的门票，弥衡也经常根据歌星们的“人气指数”来确定是否做这样的买卖。如果是那些当红的歌星，一般人气指数都比较高。而那些过气的明星，不管媒体怎么鼓吹，他们也不敢做得太多。总之，倒票完全决定于市场的供求关系。

协和医院的专家门诊挂号单，弥衡也倒过，而且十几元的挂号费能翻到上百元，一天有三五个专家的号就能赚得盆满钵盈。最主要的是专家号的成本比较低，即使砸在手里也不要紧，所以是风险小，收入稳定的“票源”。弥衡从事倒票业务已经有年头了，可以说是这个行当里的“老黄牛”。他主要集中在北京站、工人体育场、首都体育馆，偶尔也去北京西站和首钢体育中心，但是他觉得首钢太远，西站地理环境不熟悉，都不利于业务的开展。所以读者在首钢体育中心和北京西站很少能看到弥衡的身影。虽然弥衡从事这项“职业”已经有年头，但是早年的收益却相对较少；后来的价差大了，收益也比较高了，平均下来每个月净赚2000元是小菜一碟。

弥衡们的活动规律经常被警察和治安联防队员所掌握。五一、十一和春节经常出没于火车站，周末多在工体或首体，主要看是球赛还是演唱会。正常时间在协和医院门口。他因为倒票而经常被抓到派出所或是治安联防站，一开始他报一个假名叫米小平，后来时间一长，脸熟了，也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了。他曾经在春运高潮的一天赚了800多元，结果当天又被罚了1000元。为此他曾经反复抱怨，认为这不合理。

“我认为这和那些做股票买卖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想低价买高价卖，从中赢利，有时候也保不准会赔钱，为什么做股票就提倡，倒车票就禁止呢？那些便衣警察都把我们当什么人了，我们又不是贼，又不造假票，我们提前好几天，半夜三更排几个小时的队买比较紧俏的票，这不是付出吗？我们怎么跟70年代‘搞投机倒把’似的，简直像过街老鼠，就差人人喊打了。”弥衡继续愤愤地诉说对他的不公正待遇。

确实的，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倒票其实是对社会是无害的，根本不像吸毒贩毒那样导致爱滋病蔓延和社会犯罪等危害社会和家庭的后果。像弥衡这样的“老黄牛”为原本卖不出的票找到了客户而获利。如果由价格调整来满足了需求，买卖双方最终都获益。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则。

倒票既不是偷盗，也不是抢劫，完全遵从双方自愿的原则。一个愿意出高价买一张当晚到上海的卧铺的人，一定有他出高价的道理，因为窗口的票源已经告磬，如果他今天晚上不赶上这趟列车，可能就参加不了明天的商务活动，损失将会非常大。从卖方来说，假如弥衡不是票贩子，他原本是要去上海旅游，但是，由于有人愿意出高出1倍的价格收购他手中的票，他当然可以暂时放弃去旅游的乐趣而得到这笔额外的收益。从市场供求和价格确定的规律讲，如果只有一张到上海的票，共有4个人需要他，那么就应该依照竞价的原则，谁的支付意愿高，这张票归谁所有。毕竟价格所反映的是稀缺程度，出价最高的人，对它的需求效用最大，这样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因此也是最有效率的。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假定曹操也是一个球迷，它非常愿意下班以后晚上到球场看比赛，这既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观赏，还可以随着自己喜欢的球队放飞自己的心情。总之看球对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但是他只能在业余时间去看球，自己不能为买一张球票亲自排队2小时。如果派手下的人来为他买票更不合适。最好的方法是多花30元从弥衡手中把票买过来。弥衡排队2小时，挣30元比较合适，曹操花30元买了2小时的工作时间，更合适。虽然让每一个人都排队看似公平，实际上是不符合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学原理的，排队只能使每个人都从事毫无效率的活动，相反，对于本来就无事可做、时间富裕的人，排队购票倒票却可以提供一种从事经济活动的机会。况且由于供求关系和价格客观地反映着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票贩子即使想使门票价格暴涨，也很少有人愿意花1000元看一场普通的国内球赛。

有时候，我也不明白，像弥衡这样的人也老大不小了，干什么不行？干吗要干这些别人总认为不正当的活动呢？可是他究竟损害了谁的利益呢？如果大家都认为从他手中购买倒出来的票“吃亏”，干吗还要买呢？这里仅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倒票活动进行了分析，没有倡导大家都去倒票，法律如果禁止和取缔，肯定有立法的依据。只是我们不知道依据是什么。效率？公平？什么样的公平？对谁是公平？

看来愤青也有愤青的道理。

在本章我们发现：

在社会的经济现象中，有很多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却因为有需求而产生了价格，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影子价格；

人人都想上大学是因为可以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如果说知识和技术是一本书，那么人力资本就是你读书所花费的时间；

当然，不上大学的人也能生存，譬如倒票，虽然有人认为它不合法，乘人之危，缺德，但是从经济学上分析，这种行为确实是有利于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的。

本章知识要点：

影子价格 人力资本 白领工人 蓝领工人

竞价原则 支付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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