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11-28 来源：帐户交易 点击：
2019-12-06
2019-12-06
2019-12-01
2019-11-30
2019-11-30
【www.xxxnonstop.com--帐户交易】
《华尔街写真》第二章 一诺千金
这个行业的运行靠的是诚信，因为你在交易时，一切都靠口头约定。你对人家说，我要这样做或那样做，你不愿意一个钟头后被别人叫回来，指责你没有履行诺言，言行不一。我一直就是这样搞交易的。因而这个行业特别讲究相互信任，讲究承诺以及参加交易的组织的信誉。——林达·斯特鲁姆夫
从40年代的交易环境中长大的那一代人，形成了一种道德规范。这种规范至今仍是所有交易商的特点——一诺干金。交易所以能得以达成，而且交易数量极大，就是因为有这个规范。
贝尔·斯特恩斯公司的董事长阿伦·格林伯格这样解释了行为规范：交易商生活的世界是一个重信誉的世界。生意的本质的一个部分是诚实与正直。在这一行，个人之间可以打一个电话，就谈好了一笔成百上千万元的交易。放下电话就算数，没有合同，没有证人，也无需律师在场。然而大家都充满信心，知道生意成了。哪一个行业能这样做?美国一天成交的几目亿美元的股票，就是对那些能让这种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人的品格的一个明证。
在其他行业，如果同一家公司做一笔涉及金额很大的不动产交易，就必须召拢14个律师，写出合同，否则无法成交。
一诺干金的行事规则来源于两个方面：经济生活发展的必然性和做这种生意的人所形成的特殊行事方式。
从50年代和60年代起就在华尔衔证券交易区工作的大多数人，来自一个牧师居住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多数居民是犹太人、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在那时，只有具有这种少数民族背景的人才能在华尔街找到这种工作。交易商们必须拼命干才能爬上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从喧闹的交易桌走上管理岗位的。他们管理其他人的交易，为公司打开新的业务，站稳了脚跟，逐步消除了金融界先前存在的那些偏见，成为了金融界的英雄。
在许多方面，他们还是属于外来者，必须抱成团。相互依赖意味着相信对方的承诺。
经济生活的必然性——指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为了以公平的方式追求利润。早在30年代，政府便公布了一系列的监管条例，清楚地表明了政府的是非对错标准。在此之前，这些监管条例如果说有，也属凤毛麟角。
在伦敦和纽约，在有组织地开始股票交易的年代之前，交易是在街角巷尾和咖啡店进行的。它如同以前没有规定行为举止的西部蛮荒之地。不妨看看这个例子。1933年至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宣布实行证券登记与信息披露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在此之前，有关这些方面的规定竟是一片空白。没有个人收入税。任何人，只要有钱，都可入市进行交易。利用内部消息炒作股票，纠集一帮庄家垄断市场均是合法之举。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列维持于1995年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叙述了当时的情形：
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成熟的投资者约翰·梅拉德·凯恩斯，将他所知道的股票市场称为“赌场”。在1929年股市大崩溃之前，股价基本上与公司的经营状况无关，因为公司的经营情况从来就没有公开过。不光股市是赌场，更可怕的是，在这个赌场中，输赢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人们给《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时报》的记者大笔金钱，贿赂他们散布有关公司与股票的假消息。
1869年，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试图垄断黄金市场，引发了“黑色周五”的金融恐慌，许多人要求严惩这两个人。美国众议院认为，这两个人并没有犯法，不应受到惩处。30年代前的许多著名交易商都赚了钱。他们赚钱的方式在今天是难以想像的。这些人有：古尔德；伯纳德·巴鲁克；肯尼迪总统之父乔·肯尼迪；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办人比利·迪郎；还有丹尼尔·德鲁。他们都精于心理学，更是投机老手。
这些人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们的每一个活动，每一次共谋，每一条计策，都成为新闻界的追踪报道热点。他们一个人的收入，那伯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属高得惊人。威廉·克拉波·迪郎在60岁时从GM退休，像一只鸟儿似地栖息华尔街。1928年，他用10亿美元的资金参加炒作。以后，他又为同伙凑集来的20亿美元做投资指导。
这些人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最后都捞到了经济上的大好处。他们放肆地炒买炒卖，掀起一股股投机狂潮。他们的做法犯了众怒，结果引发出一系列监管措施出台，以保护众多的小投资者和小公司免受其害。
美国建立融资的公平与有序的市场，以壮大其工业经济的必要性，奠定了从1934年起延续至今的金融证券交易理念：一诺千金，信誉至上。
这种理念甚至决定了交易大厅的设计格式。你不妨对照比较一家传统的公司的实际布局与交易大厅的布局思想。
公司的办公地点通常由办公室构成，办公室都有可以关闭的门。房间的作用是把人分开而不是聚拢，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办公室开会讨论问题，进行私人会见。在这种安静的环境里，人们能进行思考，研究问题，起草报告、计划和备忘录。我参观过大小不等、风格各异的交易厅，它们共有的特点是开放性，其隐含的意义是，公开与信誉是进行交易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站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观众席上。那儿一片昏暗，使我产生了孑然一身的感觉。接着，我注意到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下面的交易大厅，双手紧紧地抓住面前的栏杆。
我们开始交谈。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是一个交易商，几天前损失了40万美元。他现在正在努力地想把损失捞回来。
他属于大交易商们称之为“老表”或“穷光蛋”的那类人，就是说，是用自己的钱进行交易的小商人。亏损40万美元足可以把他击倒，他完了。
在我靠近她的那个时刻，他拾起头朝我们站的地方张望。显然他完全清楚他的爱妻身在何处。只见他竖起大拇指，一脸推笑，示意他的妻子回家。
他本来每天都要赚5万美元。上个星期五，他甚至赚了8．7万美元，简直棒极了。谁知风云突变，我们遭了大损失。我想是因为我们太贪了的缘故。我都快受不了啦，可他还恋恋不舍哩。
我们回头再看交易厅，里面欢声雷动。整个大厅色彩斑斓，然而感觉中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市场的反复多变激起的阵阵狂热，掀起了如林的挥舞手臂，人们大呼小叫，你冲我撞，那里有一丝一毫的雅致可言。
然而妙处刚好就在这里。发财的美梦伸手可企。金钱如潮涌来，又如潮般退去。人们齐聚这里，因为他们有把握自己命运的确定感觉。那女人的丈夫一头扎进市场，在里面苦苦拼搏。他明天和后天还会冲进来。你可以放心，甘冒风险者大有人在。
炒股不枯燥。证券交易充满高压，令人惊心动魄。无论你在交易大厅还是在电脑面前，你都得对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做出反应。你本身便是这场大戏中的一个角色。这是交易商们的爱之所系。许多交易商甚至等不到周一早上开盘，就想承受那足可以使我们完蛋的压力与紧张。如果我们头一天亏损10万美元，次日捞回5万，下午又输了回去，我们能不垮吗?
证券交易可被比喻成当海军陆战队——在对付压力时不至于精神崩溃，同时还得在一刹那间做出应对飞速变化的环境的决策。199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还真的找证券交易商学习在重大压力下做出决策的诀窍。在进入纽约商品交易所大厅的时候，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在解释他们来此学习的理由时，不无感慨地说：“因为证交商每天都在作战。”
在模拟天然气期货合同交易时，海军陆战队士兵试图弄清在一片混乱与嘈杂声中如何进行操作，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这些经验，运用于战斗环境中。并不是所有的交易都等同于在交易大厅商品“肉搏战”，那是最极端的压力测验。但是，所有的交易商都知道，如果他们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学会应付在压力下产生的各种感情问题，将其疏导去争取最佳结果——赚得利润。
我采访过的大多数交易商都宣称他们喜欢这项工作。他们称得上热情奔放，那怕已经赚了上亿元，仍然热情不减。没有激情的人最终会被驱逐出局。
交易商们都十分自信。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将要达到的目标，可能会让人觉得他们未免太自负了。但不管怎样，他们的自信心，的确能使他们屹立于极其困难的环境而不倒。我很少听说交易商对自己的能力与信心表示怀疑，这样的心态只会招来危险。每一桩交易都包含风险，交易越多，金额越大，人就变得越发不怕冒险。在这个冒险的行当中，最佳的交易商，必定是那种善于将风险转化成盈利的交易商。
证券交易商从接受训练之初就在学习如何与压力打交道。涉足交易时，最难逾越的障碍是不懂人们的谈话。交易商都有自己的行话。行情发生变化时，分分秒秒事关大局。他们应对的是增量的数额巨大的资金的价格运动，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因而交易要求严格的精确性。为了做到及时传播信息，交易商就摘出了一种简洁的交流方式。
达尔通一格赖纳一哈特曼和马厄公司的买方交易商霍利·斯培尔，在曼哈顿中心的一间办公室里用电脑和电话进行交易。她描述了她初入此道的情形：
那一大堆交易术语对我这个新手而言简直是一部读不懂的天书。听电话时真不知对方在说什么。他们的讲话快的就是让你不知他在说什么。
记得我刚上岗时，我发疯式地记下一个电话，然后说，行，我会给你回电话的。我挂断电话，一屁股坐下，说，他的开价是第八，上5点，涨25，他妈的究竟是什么意思?难懂。我当然弄错了。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那是出现在纽约的情况。为美林证券伦敦公司工作的科林·泰勒，第一次走进伦敦证交所时，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也给弄糊涂了：
进入证交所的第一天，一切都乱了套。你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相反，我们现在用的是辅市报价。它们是1／4，3／6。在旧制度下，用旧的钱报价，给他们的名字是：“近数”意思是3便士3先令。也还有用辅币报价的。你不能说2便土先令至3便士3先令，你必须说3便士‘近数’。当然，在发音时，不能发成3便土近数，而应说“3便近”。
在这种场合是无人对你发慈悲的。如果没有听懂，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对方就会回答：“把单给我，伙计，我才不想再跟你饶舌哩。”
由于证券交易已成为国际化，搞不懂文化差异便成了大问题——那怕大家讲的都是英语。前瑞士联合银行商务文书经理迈克尔·保罗，便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次事故。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当时，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太平洋证券公司供职。英国的交易方式进入了伦敦。太平洋证券购买了霍尔·戈维持公司的25％的股票，公司把双方的交易商都叫拢来开个会。会议在银行的交易大厅召开。
我清楚地记得，一名叫迈克尔·佛兰根的交易商那时在美国国库券柜台做金边债券交易；霍尔·戈维特的债券交易柜，正对着我们的交易室。佛兰根见大盘上攻，便顺势抬价。这是无可非议的。那时交易尚未达成。价格下跌，佛兰根准备与投资者成交。此时，大厅里喊声如雷。语言所赋予的不同文化含义，便在此时发生作用了。
佛兰根是纽约人。他打起精神，站起身子，挥舞话筒，大声说：“你不想跟我再来一次么?。买方的回答格外彬彬有礼：“我说，伙计，你的价格不一致。”这就是文化的不同。“别着急，伙计，你的价格不一致……
美国的交易方式会吓坏一些人。交易中有怪话，语言一点也不婉转，直来直去。如果你正在与他谈话，他转身离去，你一点也别见怪。这意味着他的生意来了，他必须走开。他们都是那么急不可待的模样。当一笔交易的金额达到上千万美元时，交易厅便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交易厅没有办公室供人去争沦，一切都是公开的，因此吵架也是公开的。
市场的变化随时出现，你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你称呼某人的方式是否得体，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哪个人的情感。如果你的心思在这个上面，那么生意便会离你而去。人们就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交优雅风度的习惯。不过，假如你十分顽强，人又聪明，工作努力，你就会有好名声，就会得到别人的信赖，就会有人照顾你。没有经验的交易商会被安排在有经验的人的身边，让他学到交易的本事。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让你吃苦头，这样你就会牢记一辈子，这叫后事之师。
达尔文主义主导着证券交易。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已为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接受。竞争是一件大好事。只有那些更聪明、更强大和动作更迅速的公司，才能活得更好，那些动作迟缓且不聪明的人，只能一落干丈。
竞争出现在交易商中间，迫使交易商发挥全部才能胜出市场力量，才能存活下去。假如交易商表现欠佳，或者比另外的交易商稍逊一筹，那么他们的日子就不会太长。那些期盼办公室的清静，还有小秘和稳定收入的人，是绝不敢来当证券交易商的。那些超级活跃的交易商的性格等级为A级，他们敢于迎接任何形式的挑战，对付任何压力。在他们的眼中，成功是第一目标，金钱是极端要紧的。
穆尔资金公司的常务董事斯坦利·肖普科恩，过去曾经担任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权益交易、出售相对冲交易经理。他说：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交易商，性格等级均是A级。我认为必须如此，因为A级是想赢的那种人。A级还能警告他们，他们可能面临失败。当他们行动时，这一幕也就到头了。然后他们准备再干。A级人物的心理要求就是要做好，而且必须做正确。这一点太重要了。
成功容易使人变得自信。要行动迅速，即时决策，自信必不可少。犹豫不决肯定误事。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智慧且能有勇气认识到自己的失误。但是，过于自信就成了狂妄，就会失去理智。这已不是什么自信了。最好的交易商是能分清二者的区别的。
如果交易商遭遇挫折，他不能诿过于人，只能怪自己。因此，与那些做错了事就骂公司、骂老板的人的工作相比，证券交易商称得上是高度个性化的工作人员，高度自我驱动的工作人员。每天下班，交易商都知道自己的成就几何，是有所收获还是一败涂地。每天清早上班，一切又从零开始。
A级性格的人是受左脑控制的。这一点十分独特。交易商把右脑的直觉，把记忆模式的能力，感受情感与抽象思维的能力，与左脑的冷静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概率与统计数字的能力结合了起来。这是一种罕见的结合。将这种思维能力应用于应对万分复杂、瞬息万变的市场，从而取得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交易商也自然形成了高低之分。它特别适合于将未曾预料助事情加以定量化，或者参加进去以便加以控制环境。
考虑到上面这些因素，想要在证券交易中胜出，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你只能当常胜将军，随时赚钱不亏本。这一行对那些未赚到钱的人是不能容忍的。假如人们工作的公司是将赚钱放在首位的公司，则公司的人的生活中心就是盈利，特别是他们能为公司赚到数量极大的钱时，情形更是如此。没有哪个证券交易商不了解自己的价值，金钱是为获得成功而进行竞争的最大动力。
纽约威特利集团的加里·戈德斯坦多年来一直在干招聘证券交易商的工作。我问过他他付给证券交易商的报酬有多高：
70年代兴起的CMDs(抵押责任)为超级证券交易商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抵押交易商成了这条街上工资最高的人。以后才轮上业主交易和套利基金。掂押交易风光了好些年。事实上，较之纯粹的商品交易，他们今天仍然是收入最高的交易商。在那个时代，一个好的交易商的年薪是100万美元或150万美元(包含奖金在内)。而大多数商品交易商的年薪才lO万美元，有的只拿到7．5万美元。我想，在那些年头，约翰·古特弗雷奥一年也没有挣到200万美元。因此，他手下最好的交易商，充其量只能挣到100万或150万美元。
眼下不同了。贝尔·斯特恩斯公司的第一流交易商的年薪是1200万美元，而所罗门只弟公司的第一流业主交易商的年薪可多达2500万美元至3500万美元。套利基金中的一些家伙的年薪，超过了1亿美元。当然，这些都属登峰造极之辈，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种地步的。正常的情况是，纽约的一个好的交易商的年薪，差不多是100万美元，包括奖金在内。伦敦的交易商的工资较美国的交易商的工资要少一些，而法国巴黎的交易商的工资，比英国的还要少一半。
收入最高的金融家是迈克尔·米尔肯。当他在70年代在德雷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当交易商时，他的收入没有锁定在一个水平上。他交易的是高回报率的债券。“胖子”伯纳姆回忆说：迈克从事的交易，没有哪个人有兴趣。我给他的年薪是2．8万美元。随后，我授权他可以交易数额为50万美元至200万美元的业务。我同意他每挣3美元，就提成1美元。1年后，他的交易权力翻了一番。但我们之间的交易没有变。
1987年，迈克尔·米尔肯挣了5.5亿美元。加里·戈德斯坦这样回忆道：请看看垒球运动员的情况。请把现在的票价与5年前或10年前的票价作一个比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运动员的工资提高了。这其实是一个供需关系。如果大家还是喜欢看垒球，仍然想用美元来玩，那么市场就会自动纠正不足，找到可以容忍的价格水平。假如大家不看球，还抗议说票价太贵，那么运动员的身价就会掉下来。必须降价。
对大多数交易商而言，金钱是表明成功的一个标记。与其他人相比，你给公司挣的越多，说明你的成绩越大。这样也形成了攀比工资的压力。没有哪个人愿意自己的工资比别人少。通常的情形是，当你听说某交易商转到了另一家公司，得了100万美元的签约费，你一般就会另择高就。当然，这决不是说，在华尔街和伦敦证交界内长期盛行的那种合作精神已不复存在。那种宗族式的社会心理因素把人们集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行为，使人们愿意呆下去与公司共存亡。迈克尔·布鲁伯格在其名昨《布鲁伯格论布鲁伯格》中，就大谈“作为所罗门公司的人”的荣耀。老派交易商们仍然对激发他们向公司效忠的“团队精神”怀念不已。
以往的许多公司都有一群合伙人。他们在公司、拥有股本，因而在公司内就萌生出了其他公司难以出现的团队精神。由于合伙人自己的钱面临着风险，他们就抱成了一团。合伙人文化于70年代开始在华尔街走向衰落。那个时候，许多企业开始扩张，需要更多的钱，不得不引进更多的人。合伙人文化在伦敦不吃香，始于“大革新”(1986年10月27日英国金融市场停止执行限制性措施，开始推行协商价格与竞争价格；取消固定佣金制；公司也可成为证交所会员；金边证券市场上的某些垄断也被打破等。这一重大革新被称为大革新——译注)以后。这个规定因允许各种企业参加交易而改变了市场结构。美国式的投资银行活动成为时髦，将证券银行活动与股票经纪活动合并成了—块。结果使剩余的合伙人制度，即那些从事股票经纪活动的公司不复存在。
今天仍然保留合伙人制度的公司是戈德曼·萨克斯公司。但是，由于其他公司不再是合伙人公司，它的合伙制，正面临着团队精神的出现而引起的退化。因为业务的发展要求它必须从其他公司引进人才。
埃里克·森伯格在戈德曼公司干了40年。他指出，80年代公司的发展异常迅速，从而引起文化的变化：我们必须聘用外人，因为业务太多，人手显然不够。过去，我们一直从大学毕业生中直接选聘人才，将他们稍加培训就上岗。现在这样做不行了，业务太多，我们不得不从其他公司聘请入。这些人会带进来什么习惯，只有天才知道……
我们曾经中止过一个交易商的聘用合同。此人把政治活动带进了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活动的办公室。这是一个悲剧。他经常把工作人员带出去，还把别人的老婆也带出去。他向这些人说，他要把他们的丈夫搞成合伙人，他只想从他们的太太身上弄清楚她们的丈夫的私人生活情况。我们无法理解此人为何要这样做。这与他的工作有何关系?讨厌死了！
随着工资的提高，合伙制开始解体。对公司的忠诚也不复存在。新的企业环境出现了，那就是以“我”为中心的环境。该不该对公司表示忠诚?难道这仅仅是一种怀旧情愫?这对交易商来说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环院，让劳动力流动。另一方面，你也不得不考虑，别让这些人把公司搞垮了。因为他们所以敢冒险，无非是想得到更高的个人报酬。
由此想到尼克·李森这个搞垮了伦敦的巴林银行的交易商的事情。他对公司绝无忠诚可言，他与公司的利益格格不入。他只想到他能拿多少年终奖，能挣多少钱。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他终于铤而走险。
随着大型外国银行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进军伦敦与纽约，他们为延揽人才不惜花费重金。人们为能进入这种可以付重金而非精神奖励的公司拼命竞争。问题变得严重起来。
增加工资和争夺人才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它有时让交易商采取为交易而交易的态度，他们只想更多更快地赚钱。寻求竞争性的人才的环境强化了这种取向。
斯坦利斯拉斯·雅苏科维奇在80年代曾任美林欧洲公司的董事长，他曾面试过一些大学毕业生。那些人“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令他吃惊不小。而他们那一代人进入证券交易行时，却全然不是这种动机：
有人对我说，这儿出现了三四个了不起的交易商明星，我们必须得到他们。由于戈德曼·萨克斯及其他公司也想获得他们，我们就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先下手。我对他们说，你们想要什么？我的意思是，你们应当首先了解我们美林公司所做的事，然后花一两年时间到处转转，调查整个行业的情况。
不行。他们回答说。我想交易土耳其里拉。理由何在?因为有人对我说，这样能挣很多钱。他们还给我说，除非你派我去做那件事，否则我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总有人要我去做它的。我说，好吧，你们的长期打算是什么？想不想当公司的经理?不想当，我没有兴趣，没有做经理的野心，我只想赚钱。
我可以想像，为个人获取利益这个美国梦对一切人都带来了好处。如果不想赚钱，我们还干这一行?尽管这种说法时常引起争论，但面对今天边个日趋复杂的市场，专业化对于交易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这与旧派交易商们的理念大相径庭。鲍勃·姆努欣这位曾当过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合伙人的著名交易商告诉我：你知道，世界正在飞快发生变化。当今世界的专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在50—60年代，我们正在当学徒，那时的专业化还未出现。我搞的工作涉及一些场外交易股票，一些可转换债券和普通股交易，全都搞在一块儿。于是，你不得不把每一种都搞清楚。
雅苏科维奇也承认变化快得令人目不暇接：过去我们都是多面手，然而现在的国际资本市场，则是由专家在维系。我们这一代人，诸如迈克尔·冯·克莱门等，也是在各方面都有所涉猎的多面手。我们都懂得债券是如何交易的，如何出售，谁是买主，为什么要买债券等。我们也懂得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建立公司，我们在没有特殊技能的情况下从事一定量的金融工程工作。今天，特殊技能显得尤其重要。
工资诚可贵，名誉价更高。对一些人而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名誉成了身份的象征。加里·兰佩奥尔现任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副总裁，他告诉我他在交易所当交易商时的情形：我在交易所干了许多年，我的交易商证章成了我的身份象征。如果我的编号不是零号，我真不知道我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问他零号是什么意思：零号是我的交易商证章编号，也是我的交易员顺序编号。但我还是我，零不过是我在那里的号码。零比兰佩奥尔还要厉害。16年了，没人能把它与我分开，要分开等于问我怎么是我这个问题。零号非常出名。在这个国家乃至世界许多地方都如雷贯耳。许多人不知道加里·兰佩奥尔是谁，我遇到不少人，他们并不知道我就是加里·三佩奥尔。他们只会说：呀，你就是零号加里。不当零号加里，却去当加里·三佩奥尔，怎么可能?真是难事一桩。
这与当体育明星十分相似。你可以挣很多的钱，根据你的技能，工资也水涨船高。随着工资提高，你的名气、名誉也变得对你极为重要。
将证券交易与体育相比，似乎是对这个宗族似的行业的恰当比喻——尽管女性正在步入这个行业，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总裁汤姆·里安是这样进行比较的：当市场处于开放状态时，你必须作出决策，确定正确与否，决定自己是赢家还是输家。要定性是相当容易的。
因此证券交易行与打体育十分相似。我们尽量要打好一场比赛，就可能出现一些失误。我们都想打赢这场比赛。你必须明白，竞争来自何处，市场会发生什么变化，供需情况怎样，顾客需要什么。必须明白，决定市场走向的毕竟是各种变量。
然而当交易商又比当体育明星还要难。如果你成功了，你就赢得很多。赢多了，又怎么回头?加里·兰佩奥尔像个打垒球的小孩一样兴致高涨回答这个问题：你开始取得成功，赚了一些钱时，就与打体育一样了，而且好像还在为某个队打中锋。当我们挣了更多的钱时，我们就把自己与报纸上的那些网球明星加以对比。我们议论说，瞧，我们是联赛第4名。你就坐不住了，你说，瞧，我与米奇·曼特尔挣得一样多。太令人激动了，太好了。
如同体育明星，交易商都知道自己一生中挣大钱的时间并不长。交易大厅里的白头发并不多。每一天都要承受那么重的压力，当然不可能持久。只有极少数的人挣大钱的时间超过10年。一如市场有一个周期一样，他们也不可能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