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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写真》第四章 一代天骄

在我涉足这一行的时候，一天能成交400万股就已经是天量了。到了1966年，我们一天就要成交4．5亿股。技术的威力韦人叹为观止。——比尔·约翰斯顿

“你上来吗?”我的眼前一片昏暗，只能伸出手摸着楼梯的扶手往上走。抬起头来，我看见楼梯的上面那个招呼我的人身穿花呢衣服，头发蓬乱。他的模样好似一位潦倒的教书匠。在公园大街旁的一幢古旧的石头大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鲍勃·姆努欣。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交易商，60年代便涉足证券交易行。他的主要功劳是开辟了机构大宗交易市场。机构投机者可在一张价单上买入或卖出巨额股票。

眼下，此人又在艺术界崭露头角。他经营着一家名为C＆M的艺术投资公司。这个公司专门在世界各地收购最抢手的抽象派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主要是马克·罗斯科、威廉·孔林和杰克逊·波罗克的作品。他和他的妻子还在康涅狄格的起伏群山中，修复了一座历史久远、华丽气派的乡村酒店——五月花酒店。

我进了他的房间，眼睛仍然无法适应暗淡的光线。墙上的卤素星灯映射着一幅幅油画。人们必须事先预约方能进来参观或购买。整个厅堂充满着一种教堂般的庄严气氛。

上了二楼，我们落座。举眼一看，全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屋于里十分静寂。房顶很高，使我们交谈的声调变得有些古怪。这儿的安静与交易所里的喧哗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鲍勃居然从大学一毕业就呆在那种环境里，他怎么过下去的?我记得我当时就十分纳闷：

我在华尔街的交易市场寻找工作。那时的华尔街并不像如今这样热门。当交易商的人，多半当过打字员或电报员。还有的人连这种机会都没有。我毕业于常青藤学校，会外语，要寻一份工作自然不难。我的工资每周52美元(1957年)，相当可观了。

证券市场上有史以来的最大一个变革是开始了大宗交易。在债券市场上，这种交易是存在的。所谓的大宗交易，指的是交易商不再充当中介，而是站在交易的买方或卖方一边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出现的导火线，似乎是1962年的“肯尼迪镇压”。当时；肯尼迪总统竭力劝说钢铁公司不要提价。市场对此十分反感。道·琼斯指数像陀螺一样的旋转。8天下泄100点，接着又在3小时内狂跌40点。那一天，纽约证交所创下有史以来的第二大天量。记录磁带跑了两三个钟头才完毕。当天，人们观察到，是机构投资者而非个人投资者购买的股票最多。戈德曼·萨克斯、奥本海默、史密斯·巴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都大举入市。

姆努欣当时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当交易商。在交易的复杂性、规模及其范围都大到叫人难以置信的时候，机构交易出现应运而生。姆努欣从开始便卷入到这种交易中。交易额从当时已经够大的5000股直线上升。古斯·李维和鲍勃·姆努欣这两位交易商的功劳，不光使得戈德曼·萨克斯公司拥有了敢与机构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名声，而且使得这种交易方式得以存在并沿袭下去。姆努欣师从于李维，此人坐在交易大厅的玻璃窗后面摇扇指挥：

古斯·李维是个了不起的人，称得上超凡脱俗。今天，我懂得了耐心的意义，就是从他那儿学会的。一旦我做错了，他就要骂我。我认为，对现在的许多人来说，古斯·李维才称得上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交易商先生”。是他率先搞起了机构大宗交易。古斯如果还称不上是华尔街的最大套利交易家，至少也是一位极其严肃认真的投机家。政府的监管措施将公用事业和铁路证券分成了两个部分。你必须要有信用证券与保证金，而目价格不同。你可以购买优先债券，并按这种价格将其售出。当时是1945年。古斯说，这样做好极了。但我把这些信用债券买给谁呢?于是他向好些个机构打电话，对它们说，你们应该关注这些票，它们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有些票的价格低，但若无人问津还是没有用处。古斯·李维就老想劝人卖掉他们手中的一些股票，换出钱来购买信用债券。他想起了一个主意。凡是因为要买他手上的信用债券而出售的任何种类的股票他都悉数收买。鲍勃继续说：“这就是大宗交易的开始，是大宗交易的第一粒种子。”

古斯力图让他的推销术，在机构购买者那儿显得十分得体。他宣布将买下机构售出的任何股票且立即付现，而不是往常那样等一个月甚至半年。这样做增加了流动性，创造了一种令买卖双方都觉得十分顺利的环境。没有流动性的市场就没有交易，流动性对做成任何生意都必不可少。

我们将此作为增强流动性工作的一个部分宋对待。在这些交易中，我们能找到买下他们的全部或部分股票的买主，也能找到想买股票的机构，或者在两边都建个仓。我们为此得到了相当多的佣金。有些人还希望我们能管理他们的资金，在我们没有找到买家或卖家时，这些钱便留在我们的账上，我们的佣金也不减少。

有一天，古斯·李维与他直接指挥的伙伴一道共进午餐。当时，除了姆努欣还在餐厅，其余的人都走掉了。这时，进来了一位年轻的机构推销商。他对李维说，他要卖掉账户上的某支股票。当时，他们两个都觉得十分突然，因为他们还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一笔生意：

拉里，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向波土顿、费城的所有入都打了招呼，我们真像一只高音喇叭：大家听着，我们得到消息，有人要出售大笔股票，大得不得了，有人愿意买吗?古斯·李维掌管着好几家的账户，而且有几个年头了。由于老板不在，姆努欣便去打电话：电话那端的交易商问我，你有多少股票?我告诉了他。他回答说，我们有兴趣购买，但我不能主动出价，只能听你们的报价。我说，这个没有问题。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们报价。

他给他的推销商拉里通了电话，询问股价。拉里几分钟后回电话，告诉了姆努欣他的客户的意思：我们不能主动出价。我甚至不该告诉你我们有股票要出售。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能先报股票的价。

姆努欣坐下来，想了几分钟，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件事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荒唐事。一方是个机构，给他讲了有股票出售，这本来就不该讲这件事。它这样做了，却又说不能主动报价。另一方也是一家机构，有兴趣买股票，但仍不能主动出价。鲍勃继续说：我在干什么?我很快明白，这件事实际上是，第一，我是否有权去做，其次，我有没有勇气去做我需要做的事?上次卖的股票的售价是525／8。我对卖方说，我要给你的佣金比上次的佣金少1／2点。52l／8卖你们的5万股股票。我出了价，心中暗自祈祷，上帝啊，希望哪个机构能够说，我要买你们的股票。他很快回来对我说，我以521／8的价格售出了你们的52400股股票。

现在，我马上拿起电话，对那个机构的人说，阿里斯，好消息，上次的售价525／8。现在，我有52400股，实盘价是52l／4。她对我说，别挂电话。我问她，要等多久，她说，不太久。天啦，时间过得多么慢。她终于回电话了。好的，我们愿意以521／4的价格购52400股股票。于是，我连忙对卖家说，听着，我有好消息给你。你不是有52400股股票卖价是52l／8么?你不会以这个价格卖出股票。我让你有1／8点的赚头，买家出们是521／4。他大为惊讶。我们把价一公布，所有的人都齐声高呼。他们一下拥过来，我的意思是说，简盲像欢庆一个重大的胜利。

古斯吃完午餐，把姆努欣召进办公室。他说他听到了RCA股票的事。他向姆努欣表示祝贺。姆努欣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朝办公室门走去。他随后回过身，对古斯说：古斯，我在想，这是否该这样做?你知道，我没有人出价，也没有一个客户。是我自己在出价。如果没有客户，我们就得自己把所有的股票都吃掉。能准许我再做这样的事吗?

古斯说：“你无非是运用了你的良好的判断力。是的，我想我会准许你这样做。”姆努欣得出结论：我就这样当上了交易商。因为，在这笔交易以前，我不过是一名跑腿匠。

从60年代中期起，随着保险公司与养老基金开始从购买债券转而购买股票，交易的规模逐步增加。随着货币投机商的胃口变大，大宗交易也越来越多。市场热闹非凡。道·琼斯指数至1967年上升了45％。究竟什么东西造成这一局面，是货币投机商的需要与风格发生了变化，还是他们意识到企业是一种新型客户?共同的看法是两者同时造成了这一局面。在华尔街的公司每股可赚3角，于是几家有实力的公司便参加进来，调拨资金扩大市场占有率。这就是交易商开始赚钱的时候。

在资金委托之前，当一名交易商并不特别需要交易技巧。交易商充其量在发挥秘书的作用。从1929年股市大跌之后，华尔街的臭名声便一直延续到50年代。60年代始，纽约证交所的交易量开始攀升。大宗交易出现。机构开始积极地关注股市。它们研究工业集团，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些公司能把流动性带给他们，或者通过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能立即兑现，他们便能确定拥有那些最好的股票。及至60年代末，在纽约证交所的股票交易数量，就达到了1000万股。

那时，交易商仍然使用着相当落后的工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60年代意味着肯尼迪总统被刺与嬉皮士运动。但对交易商来说，那个时代的意义非同寻常——1967年出现了电话直接交易。交易点公司的斯坦利·罗斯当时在伦敦工作。他说：

1967年出现电话交易时，我立即懂得了技术可能发挥的作用。当我们的交易室被电话线与世界相连时，它在一夜之间就推翻了我们在50年代与60年代大部分时间进行国际贸易所用的全部方法。你能想像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还有，电传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与世界各国的资金相联，能用各种方法进行保密，甚至还能计算各国的货币。

姆努欣记得，在纽约，他们除了用电话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进行交易外，几乎没有用别的什么方法来开展交易：机器上有一大卷纸，那卷纸带通过你的办公桌。你坐在桌前，目光注视看眼前的纸带。一旦交易达成，它就被传送到这台机器上，再打印到纸带上。老交易商们说，他们只要一听到行情机转动的声音，就能分辨出行情是否发生了变化。当机器运转速度加快，纸带通过办公桌前的速度也就加快，声音就会不同。此时，行情靠得住在发生变化。他们是靠听纸带走动的声音来感知行情变化的。我就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目不转睛地盯住纸带，与纸带在进行交流。

在60年代，商界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电脑那时刚运用于商业运算。当时的电脑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体积庞大。1962年伯纳姆公司安装了第一台电脑用于会计工作。1966年，公司拥有了第一台巨型IBM主机。在60年代的股市热中，由于交易量大增，经纪人手忙脚乱。没有电脑，经纪人就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进入60年代后期，200多家公司要么倒闭，要么被人兼并。原因是这些公司没有数据处理设备，更无能够用电脑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的人才。60年代后期，纽约证交所为了应付大宗交易，开发出了BAS系统(大宗股票交易自动化系统)，用于大宗股票的自动交易。1969年，一个名叫“蓝屋”的交易室开始投入使用。

如果办公桌上不放一台电脑，工作起来就令人觉得紧张。从60年代过来的交易商开始谈论市场的神奇力量，谈论它的声音及气氛，它的种种玄妙之处。他们其实并没有今天那种叫交易商得益甚多的不间断的资讯，他们无非是在黑暗中摸索，或者用自己的激情去推动市场，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他们的交易风格本质上是一种直觉。对于电话的依赖，意味着必须要依靠一种关键性的技术。同时还要弄清电话那一端的交易商的手上掌握着什么样的王牌，以便确定自己能走多远，能不能吓倒对方，能不能引他上钩。因此，灵敏与聪明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些曾经当过邮差的交易商，一些曾在半夜打扫过清洁的人，只要脑子能胜任16位数的运算，能在眨眼功夫得出分数结果的人，都有可能走到交易商的办公桌边去学艺。一旦他们在市场上干得得心应手，他们就会获得众人的尊敬。当然，无论他们的才能如何出众，他们都很难进入公司的权力机构。

在交易市场初露端倪之际，交易商们就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些脱颖而出者开始控制了交易，进而控制了公司。姆努欣当上了首席交易员，继而成为公司的部门经理。然后成为合伙人，在董事会有了一把交椅。他最后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有了立足之地，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亲自参加交易。

随着70年代一天天过去，“想法活下去”成为挂在每个人的舌头尖上的词。石油危机使我们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消费指数翻了一番，通货膨胀如脱缓野马。“越战”开销更使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债券价格变幻无常，利率则跃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了70年代的最后一年，竟然高达20％。紧接着，欠发达国家又出现了债务危机。从1969年到1970年，股票价格下跌了35％。固定货币利率被迫取消．货币随之实行浮动。1972年的商业一片萧条，美国经济也于1973年和1974年进入衰退。“水门事件”曝光，尼克松下台。1978年到1979年，通货再次膨胀，市场深受其害。每个人的脸上都刻上了愤世嫉俗的情绪。

于是，在1972年和1978年之间，证交行掀起了兼并浪潮。生意难做使各家公司只有走合并之路才能苟延残喘，挤出一条生路。金融市场的动荡，给交易商们送上了一份厚礼。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选择这个词语来表达他们的想法。不过，这种急剧变化给强者打开了一条道路，使之能走出困境。

在那个时代，强者开始崭露头角。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应算在三件事情的出现的账上。第一件事是，在1975年前，美国的买方给卖方的股票佣金，一直是个固定数。1975年后，佣金则可以通过讨价还价加以改变。讨价还价是个关键字眼，意味着交易技巧变得重要。

折扣经纪公司的发起人缪里尔·西伯特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埃里沙”来了。当肘，我们把“自亚当创世以来发明的每件事都荒诞不稽”称为‘埃里沙……这就是说，你必须想法以最低的成本得到你想要的每一件东西，以最低的成本办成每一件事。于是，在那个时候，专业的交易商应运而生。

结果是能够预测的。一旦可观的固定佣金被取消，收入就会随之下降。不能适应这一变化的公司，就只能退出证券交易行。佣金降低带来收入下降，只能依靠增加交易活动来弥补收入的损失。

佩因·韦伯公司的董事长唐纳德·马雷在对《机构投资者》发表的谈话中这样评说道：使佣金下降的最大的原因是证交行业的发展过快。这一行中的公司数量太多了，旦增加势头不减。要想从这个人为的结构中脱身出来，就只能鼓励人们多进行交易。事情的变化真是太快，太快。

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交易性的资本密集型的交易环境。随着竞争加剧，承受风险并战胜风险的能力决定了哪些公司胜出，哪些公司败阵。在华尔街的证交所里，许多人丢掉了饭碗。不少退出证券交易行的公司，甚至连他们是怎么失败的都搞不清楚。当然，也有的公司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风险，因而不愿意，也无能力从事大宗交易。凡是能干大宗交易，且干得十分出色的交易商，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工作的公司的无价之宝。

我不想干律师这一行。但我又在华尔衡没有找到工作。日子真难呀。人们问我，干啥要当交易商呢?你是一名律师呀，律师怎么能当交易商呢？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人们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看重，我想当一名投资银行家，却上错了学校。

他在勒勃·罗德公司打工，做查利·布来克和莱昂内尔·史密斯的下手。他们对他进行各种处变不惊的训练。他们不停地问他，当这种或那种情况出现，你该怎样对付?他们还教他识别陷阱。训练起到了作用：

莱昂内尔休假去了。全球航空公司与INA保险公司开始进行交易。当我观察纸带上的行情时，我的经纪人在交易大厅与我通电话。我记得，当时的纸带上出现了N…A…了…E…R这几个字母。我立即反应出，这几个字母应该是。完成……

我立即对经纪人说：。马上购买30万股INA公司的股票。”我开始查看纸带，上面开始记下：10万股431／4，20万股431／2。……。就在此时，查利走到我的桌前，问我道：“情况如何?”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INA公司完成了兼并。”查利问道：“你的反应是什么?”此时，INA公司的股票已经跃升到47元1股。我核实了一下经纪人，我们买的股票．比INA公司此时售出的票，每股要低4至5元。查利看着我，夸奖道：“棒极了！但是，你为什么不多买一点?”然而我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人不能太贪了。

我们在勒勃·罗德公司干可转换债券买卖时，使用的是可以自己印制的转换卡。这张卡能告诉你在哪一个价位上可转换债券与股票等值。因而你必须将此卡随时放在交易桌上。你买多少种债券，就要在桌上摆多少张卡片。你还可以把它们摆成一排，放在纸带机边，一边观察纸带上的价格，一边把债券价格换算成纸带上标注的价格。

由于没有电脑，每件事都得自己动手去做。美国电话公司那时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手上有卡，可以用计算器来进行计算。应该说，那时进行交易与现在有所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工具太少。今天的交易商根本不会费神去更新什么图表资料，只需在脑子里记下一些数据就行了。我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我的动作是十分快的。在4年内，我一直在从事可转换债券与套利基金买卖。

1975年，斯坦利被调到所罗门兄弟公司从事大宗股票交易。所罗门兄弟公司一直在为成为投资银行而努力拼搏，因此斯坦利的使命，就是要当好首席股票交易商，树立有能力进行大宗交易的形象，为公司的投资银行部门赢得委托权。他是敢冒风险的交易商的集中体现。在交易桌上，他们发明了债务转股交易。就是说，企业可用发行股票来抵消其债务，再由斯坦利拿去进行大宗交易。在那个时代，这是大手笔。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形式的交易以及敢冒风险的壮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总裁汤姆·斯特劳斯叙述了这些做法如何成为了公司传统的一部分：

以理智的方式承担风险，是我们公司的文化。我们十分懂得这一点，知道承担损失的意义。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氛围需要若干年才能形成。约翰·古特弗雷奥在此事上功不可没。约翰在奠定今天的辛迪加方式，并将其变为风险交易方面，比公司的任何其他人都做得多。这种做法很快扩展到公司的每一个层面。他们做好了把公司的钱拿去冒险的一切准备。

当时．监测大宗交易刚刚问世，通过看交易量的上升与下降就可确定其是积累还是分。今天，这一切均有电脑来做。用电脑来帮助交易商完成交易，是80年代才出现的事。及至80年代中期，计算器全部退出，一切计算工作都由电脑取代。

第二件大事的出现，得力于人们重新关注新产品。新产品变得越来越精细了——金融期货，衍生物，期权，抵押证券——需要更高级的数学与统计学知识才能把它们弄懂。1973年4月，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期权挂牌上市。操纵电脑的交易商们开始关注这些新玩意儿，用HP手提计算器加以计算。这种老式HP计算器有一个卡片，当要转换到另一个功能时，就需把这个卡片放进去。根据那个所谓的布兰克一斯库尔斯公式，60秒钟就可计算出一个品种的期权的数据。当然，如果要计算更多种的期权，或者要大规模地开展买卖，计算器是难以满足需要了。

10年后，PC机成为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帮手。期权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布兰克一斯库尔斯模型以及巧妙的定价结构。这些知识是传统的交易商不具备的。能够就这些新产品进行讨价还价的人，立即成为公司的宝贝。到了1977年，期权交易大量出现。

交易商们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抵押债券的问世。抵押债券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罗伯特·达尔与刘易斯·拉涅里的发明。达尔与拉涅里将抵押加以分类，创制了一种可以出售的证券，这种债券大行其道。抵押交易商成了明星，是华尔街工薪最高的人。

证券交易行的电脑运用越来越普遍。1971年，直接交易的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行情报系统(NASDOQ)投入运行。交易商们可以根据电脑终端屏幕上的信息直接买卖股票。债券商则使用政府公债经纪屏幕，后堂的买卖行为开始上网，成为自动化，支持前台的任何计划的实现。进入70年代中期，交易大厅里挤满了电脑迷。他们为新技术能使他们大展才华而欢欣鼓舞。电脑的神力与大脑的神力相结合，产生出一种又一种的新产品来进行交易，而且交易的速度越来越快。

新一代的交易商除了其他的新鲜花样以外，还能用电脑编制程序设计套利战略。这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到了70年代后期，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超级明星。当了超级明星，工资支票数额与权力也就会随之配套，至少在公司内部与在华尔街是如此。刘易斯·拉涅里、约翰·马尔赫伦、拉里·芬克、豪伊·鲁宾、迈克尔·米尔肯以及斯坦利·肖普科恩等人的名声如日中天。

回过头来看，很难想像苹果电脑是仅在1977年才横空出世的。然而苹果电脑很快流行开来。到了1979年，交易商们便都带上电脑进入交易场所。这是因为苹果电脑运行的软件名叫VisiCalc，能够以极快速度进行数字运算，还能胜任一般运算器无法进行的复杂数字运算。过去，多方交易商需要在记录本上记录下他们的买卖，在交易日结束时用计算器计算平均价格。现在．他们可有了帮手了。

80年代是能人辈出的时代。这一方面得力于市场的快速发展提供的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经济环境的改变，同时，新闻界对金融市场的兴趣大增，也起了催化的作用。伊万·布斯基出现了，丹尼斯·莱文也出现了，在新闻界给我们经常带来反面角色的同时，金融界则因约翰·古特弗雷奥、刘易斯·格卢克斯曼、彼得·布坎南以及理查德·费雪尔的崛起而大获好处。他们一跃成为他们公司的顶尖人物，坚定不移地把公司推向前

进。

巨大的变革，在经济技术两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市场及其市场参与者。在里根执政时期，不加拘束的资本主义精神达到顶点，税率、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于1982年在美国开始下降，股市牛气了5年。纽约证交所拿出2000万美元进行技术改造，以便扩大市场容量。

随着实时资讯的重要性在市场上日益明显，根据证监委415号预先登记规则，公司财务方应做的募股文字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公司财务工作必须与之保持同步，因而更加依赖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时间表极大压缩。所谓的预先登记，指的是公司可在证监委预先登记未来两年公司将要发行的股票的数量。根据市场条件，发股可在一天之内完成。这同时说明。公司可在最后一时刻进行选择，让谁帮助它们发股。投资公司必须要有快速发股的能力。而在以前，提出登记及其他文字工作所需时间，一拖至少是好几个月。

预先登记制度的引入，意味着投资公司与交易商必须步调一致地工作。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愿这样做，那么他们就没有戏。这是一场大的改革，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两种公司从来没有这样干过。他们的背景与文化不同。

公司再也不只依靠一个精英，而需要的是一代新的交易商。这样的调整在公司内部带来了若干文化问题。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内部，就无法接受听命于交易商、交易商对企业举

斯坦利·肖普科恩是另一种敢于面对风险的人。他现在担任纽约资金公司的董事长。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他尚在勒勃·罗德公司工作。他对变革期间的交易情形记忆犹新：

我们的报价机还是纸带机。你在纸带上的位置代表着你在交易大厅里的地位。纸带是要走到纸卷轴那儿的。四五个交易商坐成一排，地位最高的则距纸带机最近。获取资讯的源泉，是一台道·琼斯股票报价机。机器距行情收录机很近。一旦有重要消息，机器就会响起来，响三次意味着消息极端重要。一号交易员莱昂内尔·史密斯坐在离机器与纸带最近的位置。如果你的位置在最后，你必须反应极其灵敏，因为等你看到了行情，别人已经早你十几秒看到行情了。

关键是，每个人都想尽量靠近机器，占有好的位置。我不知道你们看见那种老式的道·琼斯指数机没有。那种机器的墨汁都要溅出来，我每隔一周都要弄脏一件衬衫，因为我的地位低，要干给机器换纸的活儿。

1973年以前，交易商每周都能得到一本图表，你自己得动手把图表内容翻新。如果不这样，那么就只能等到下局五才能看到新的图表。每周的图表都是用特快专递送到交易商的家里。大家都盼若那个东西能在周五的晚上或周六的早上到手。

那个时候，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运气、坚韧不拔和聪明才智。肖普科思最初是想当一名律师，他进了布鲁克林法学院，考上了律师．还当了一阵子律师。然而，他觉得律师这一行索然无味，于是踏进华尔街：

易商，造成内部冲突加剧。迪龙·里德没有这么做，莱曼兄弟公司全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公司都面临一个逐步适应新环境的问题。

造成交易领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到了1983年华尔街已被新的个人电脑所淹没。1981年，IBM公司便把PC机推了进来。跨进证交所的新人都熟悉电脑技术。伦敦证交所“大革新”后，市场监管相对放松。这些年是交易商们发迹的好年景。他们为经纪公司带来高额利润。工商管理硕士过去一度所不屑的证交界，一下成为他们趋之若鸯的地方。

80年代的另一个景像是资金如浪潮般涌入股市，且一浪高过一浪。80年代末，共同基金平地倔起，交易量之高令人咋舌。1987年股市大跌，股民认识到，单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是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投资的。于是，更多的资金流向共同基金。由于人都有跟风的习性，加上广为流传的购买产权、企业兼并等都可以赚钱，使股市热浪滚滚。这个时代同时也是“垃圾公司债券”大发展的时代，所有这一切使得全世界都看清了股市原是很有一番作为的。

约翰·古特弗雷奥和斯坦利·肖普科恩在1982年开始炒石油股。油价直线上升，石油股票在全世界所有股市的价格都超过了100美元。斯坦利说：

我们觉得，石油股已经炒得过热。我们购石油公司的股票只打算炒短线。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1988年的石油股的流动性极强，炒短线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还是美国市场上的石油股票的清算中心。我们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进行的这些短线炒作赚了不少的钱。我们进行的一些大宗股票交易，主要是为巴塞斯公司做的。我们与莱曼兄弟公司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一起，帮助卡尔·伊卡公司丢掉了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重仓。我们还协助费雪兄弟公司出手了阿玛石油公司的大量股票。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进入证交行，就有进行大宗交易时冒风险的打算。

所罗门公司与约翰·古特弗雷奥都有过人之智。一旦真要采取行动了，他们就会说，我们需要在旁边观察三四周，或者说，我们需要从投资的角度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与洛克希德公司的股票时，也是这么干的。所罗门公司之所以能在交易与投资上都有长足发展，跟这种态度不无关系。

一代新人，一代与前辈迥然不同的新人，定进了华尔街。当全世界仍为趾高气昂的交易商所把持的时候，这批用技术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交易商，则不声不响地进入了证交行。他们用新技术解决了搞幕后活动的人头痛的种种问题，他们开发出专用软件．扩大了人的技能，使之能在诸如风险套利交易领域大展身手。有一位交易商对我说，1986年她还在大通公司工作，那时，每6个交易商才能拥有一部PC机。而在以后的几年，电脑大量运用于证券交易，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层出不穷。技术曲线的突变使得市场突破各自的地理界限，实现了全球化与自由化，推动了世界市场的突飞猛进。

于是，共同基金与养老基金的多方交易商，过去一直居于幕后，现在终于第一次跳上前台，聚集在一起谈论市场问题。他们不只是在高尔夫球场与宴会厅，而且还在会议室召开正式会议，大谈如何成为一支指导市场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些人已经远不是70年代那些多方交易商手下的职员形象，他们从一开始便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工作。空方经纪人与养老基金的多方经纪人在报酬上的差别是十分大的。他们要追问为何会出现这种区别，尤其是当他们的桌上已经摆满了金钱时，更是如此。

当然，发生在80年代最大的事，莫过于1987年的股市大崩溃。在交易市场工作的人，至今对此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有一番经历，都有一段故事向人叙述。在股市崩盘时，有的人傻乎乎地望着屏幕，不知所措；有的人聚集在交易室，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唤，上帝!你能相信么?噢，上帝！”真是天下大乱。在交易市场工作了20年之久的人，也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损失是巨大的。它极大地挫伤了市场内外的人气。斯坦利·肖普科恩还记得交易所当时的情形：

震荡，山崩地裂。在股市暴跌的曰子里，人们的情绪也忽上忽下波动。个个斩仓出逃，保命要紧。大家脑子里只有这个想法。我敢说，比尔·约翰斯顿的日子也非常难过。因为就在那一天，一些所谓的专门公司差不多濒于完蛋。然而，市场体系还是挺过来了。．所罗门公司的头儿约翰·古特弗雷奥给了交易伙伴很大的帮助。还助证交所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们一臂之力。他与证交所的管理阶层共渡难关。当然，政府本身也在密切关注股市事态发展。

可能在纽约证交所当交易商的那些人受的打击最大。比尔·约翰斯顿也是一名交易商。他现在则是纽约证交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股市崩溃的那一天，比尔并不觉得有多么可伯，回到家里才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妙。明天他怎么还别人的钱?银行还会给他贷款吗?

那是1987年10月17日夜。在经历了一整天股价狂泄的折磨与混乱后，比尔回到家。在那一天，人们守在华尔街证交所门口，打探里面的消息。路边上，停满了电视台的采访车。车顶上架着巨大的抛物天线。电视记者四处乱窜，寻找他们的采访对象，他们认为的知情者，或者有话要说的人。世界末日论者开始在华尔街游行，标语牌宣称世界已经完蛋。

在交易大厅里，经纪人已经无法跟上交易的节拍。卖单如瀑般泄下来，令他们忙得团团转。依照交易规则，交易经纪人必须为他们代表的股票，建立一个“公平与有秩序的交易环境”，这就是说，当股票下跌时，如果没有买单，他们就得把股票包下来。于是，当灾难降临时，交易所的交易商们个个重仓在身。为此，他们必须要拿出钱来。比尔说：

1987年10月17曰是星期一。那一天收盘时，我们手上的股票已经多得不得了。我必须要在10月26日，即一周后付清所有的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钱一般只够5个工作曰的清算之用。如果不从银行贷款，我就无法付清。尽管我可以使部分存货变现，但我必须付清。

我连忙给伦敦证交所的朋友通了电话，想从他们那里借钱。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我以前也曾援助过他们。伦敦证交所的董事长约翰·费伦找到联邦储备银行，请联储开方便之门。联储找到一些银行，请他们出面解我的燃眉之急。我就是这样没有被请出局。感谢上帝，一切全赖朋友们伸出的援助之手。

股市还在下跌，只是跳水的速度有所放慢。这种情形还会重演吗?可能，它毕竟伤了人们的元气。在股市崩溃后进行的调查中，各种调查报告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纷纷提出建议，建立新的监管措施，至少应该做好对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与准备。

有人把股市崩溃的责任归咎于电脑程序交易商(即大机构用电脑程序进行的交易。大机构同时购入或售出15种不同的股票，金额达100万美元，平均一天可有10％的赚头——译注)。在纽约市场上，每天至少有15个程序交易商在活动。他们的派头很大。这些人不搞投资，只在市场之间搞对冲套利。如果市场不利于他们套利，他们就要想法改造市场。如果期货相对于股票价高，他们就购进股票，做期货空头。反之亦然。他们的利润是两者之间的价差减去交易成本。这种套利行为从来就存在，且交易简单，十分直观。

而“程序交易”则是共同基金之类的大机构采用的交易方法或风格。他们通常所做出的决定，都是朝一个方向共同行动。例如，一齐动手出售股票。假如有34个基金经理决定将其拥有的400家股票的投资组合卖掉，那么就通过与纽约证交所相连的电脑，在几分钟内抛掉所有的股票。这是十分清楚的。一个普通交易商要在交易厅处理价值1000万或4000万美元的不同股票，会用相当长的时间，全然谈不上什么效率。现在，程序交易已经占到全部股票交易总量的10％到12％。技术的进步使得这种方式的交易大行其道。钱的影响力以及场外资金滚滚入市，是技术进步的动因。

比尔·约翰斯顿1962年开始搞股票交易。时年23岁。我15岁那年，妈妈借给我一些国库券。以此作为抵押，我开立了一个经纪人帐户，开始买卖股票。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在吃晚饭时，经常大谈股票的事。我立下志向，大学毕业后就去华尔街工作。我想，这是受了我爸爸的影响。

1964年，他成为一名交易商。1967年，他以交易商的身份负责5种股票。这些股票是：大西洋城电力股票，橘城与罗克兰公用事业，旧金山与圣路易斯铁路，芝加哥与东伊利诺斯铁路及克罗格尔铁路。眼下，两支铁路股已不复存在，公用事业股还存在，大西洋电力于1996年与德尔马电力合并。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交易商，搞双向股票交易。他居于一个拍卖市场的轴心买卖双方都以某一种价格汇集于他的周围。他一方面积极参与交易，一方面密切关注电脑屏幕上的各个市场的价格变化，因此能比别人快20秒做出交易决定。

如果你在交易市场上走一遭，你就会看见，交易商们站在他们的交易席位上，周围挤满了交易员，吵吵嚷嚷地买卖股票。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可能用自己的钱去平抑价格变化。一个好的交易商熟悉手中的股票，一如鸟儿熟悉天空一样。他们懂得市场的变化，懂得经济运行对市场的影响，懂得在什么时候出手，懂得何时手上的股票会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在过去的日子里，交易席是一个又高又圆的亭子，今天，这个亭子扯满通讯电缆，头顶上悬挂着电脑屏幕，有的屏幕直接与商务电视频道相连。

我不清楚比尔是否还怀念以前的那个交易场合。大厅里人声鼎沸，地上撒满纸屑，一片狼藉。现在，比尔的交易场所转到了经理区域，里面一尘不染，警卫森严。那里的一切称得上华丽，华丽的地毯，华丽而厚重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宽敞的过道。当人要进入总裁区域内他的办公室，就必须从一张很大的红木桌子前经过，桌上摆有一个水晶缸子，里面放满了色彩绚丽的巧克力豆。在左边，有一条长沙发，紧靠一条同样长的条桌，桌上放有两台电脑，电视则播放金融节目。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沙发，墙壁上悬挂着古画。

作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市场里的一位外交官，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位驻外代表，他需要一种静谧与平和的气氛来阅读他桌子上的各种材料，撰写向商界领袖发表演说时的文稿，拟定与各国政要保持接触的计划，以便让他们有兴趣与这个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场保持联系。从一个交易商爬上今天的这种地位，比尔的生活与过去有天壤之别。他成功了。

每天清早，一辆豪华轿车把他送到健身房，他先在那里锻炼身体。接着，车子再把他接去与客户或公司的代表共进早餐，然后他才去正式上班。在过去，他得先去交易席，看看买卖单有多阳，打听他经手的股票有何消息。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先弄到手的。现在，他只需去一下RAMP指挥中心便一目了然，指挥中心监测着所有的系统的工作状况。

余下的时间是一连串的会议，包括拜会上市与未上市的公司的代表。午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通常在旧的交易所的楼上的午餐俱乐部与交易所的成员一道吃饭。有时，他也与客户一道，在最有绅士氛围的餐厅用餐。那间餐厅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同样是高高的弯顶，原木装修的墙上镶嵌着金叶。

如果你不尾随着他进入午餐俱乐部，你就很难领略到他在交易所的重要性。从他经过那座镶有铜板的立柱进入大厅始，有的人就对他闪身让道，有的人则拥上来与他握手，有的人则从座位上仰头上望，高喊他的大名，希冀目光相会。他十分平易近人，不无幽默，但他还是得拿出领导人的那种仪态来。

一天工作的结束意味着他要在下午4：00回到交易厅，擂响收盘的木槌。在收盘铃响起的时候，他那长有杂乱胡须的面孔，就会出现在交易大厅的阳台上。他喜欢出头露面，每晚他都要抽时间出去与客户或交易所成员共进晚餐，倾听他们的呼声。夏天的周末，他会戴着驾驶帽，出现在充满闲情逸致的曼哈顿的海滩上，以超过时限的速度开车兜风。

他爬上这样的高位，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我总是在与我认为的一种古老文化作斗争。人们以比我想像的更为平和的方式在做生意。现在是后生可畏，年轻人带着各种新鲜的观点在追赶老人。一年前，我在我的公司的每一个层面都看到，年轻人在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交易既快又好，大出我们的预料。他们敢冒风险，善于冒险。对于股票交易，他们并不那么冲动，不太容易“爱”上某支股票。一旦他们发现哪支股票的走势有违他们的初衷，他们就会出手。在我的公司，我就提倡这样干。我不知道股票交易是否可以被人教会。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凭本能行事。如果你喜欢炒股，善于炒股，就不要怕受损失，要接着干。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敢于面对亏损。一旦事态出现转机，又回到股市中。

进入80年代，每个事物的运行节奏都在加快。电脑接手了过去最费时费事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搜集信息。任何一位交易商或一群交易商，都没有想到电脑会把这项工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快。没有电脑，交易商只能管理好有限的几只股票。有了电脑，他们就能有效地在同时料理多只股票，为公司赚更多的钱。若交易所里上千名交易商都这样做，你就会明白交易量何以会大增，交易速度何以会加决。技术造就了交易所与交易商都能得到的第三种力量。

在纽约证所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同时，伦敦证交所则问题多多。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激增，到处都在盛行兼并，鼓吹合并，但入市交易者数量却在下滑。许多人认为，下滑始于1986年的“大革新”，股票交易从交易大厅移到电脑屏幕系统。老式的大喊大叫买卖法在一个星期内便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电脑遥控交易。此外，第二年开始启用的新型“图努新股票交易系统”运行不良，也造成了一些问题。这套系统的性能曾被大肆渲染过，结果它带来的损失则相当惨重。

直到现在，交易所还安排了其他几套交易系统，因而对现在的这套交易系统构成了一种挑战。例如“交易点屏幕系统”就能立即向交易商显示伦敦证交所的最好报价以及他们的最好报价。这样，交易商就可进行选择。要么把自己的单传给伦敦证交所，要么交给“交易点系统”。前者市场广大，成交速度极快。后者费用低廉，成交速度较慢，因为只有出现了与你的价值相同的买卖对方才能成交。选择何种交易系统取决于交易商对于成交的急迫程度。

埃里克·森伯格非常喜欢伦敦证交所的那种喧哗。这个人有一副刻意修饰的外表，嗜酒如命，喜欢古玩。他是交易所一个令人可怕的人物，因为他太好竞争。他早期接受的是“大喊大叫训练”，当时这种方式，跟今天的电脑训练一样重要。

埃里克告诉我，他于1956年起就一直利用暑期为纽约的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工作。他的老板是古斯·李维。正当我快返校读最后一学期的肘候，古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毕业后有何打算。我对他说，我想回来干股票交易。他说，好极了，正中我下怀。今天，人们说，如果不写一个东西，嘴上说的什么都不算数。他说是这样一个人，叫做一诺千金。

埃里克回到了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坐进了唯一的一个空缺的交易席上。在他的身边是一个专门从事可转换债券的交易商。此人已经7l岁，在公司干了50年。埃里克当时只有21岁。那时不兴什么专门培训，所谓的培训只有OJT在职培训。于是，他就干可转换债券交易，一直干到1975年李维叫他接管公司债券的交易工作。1984年，他被调去负责“非美国证券交易”，后来又干外汇买卖、债券买卖、股票和期货交易。

这个经验丰富的美国交易商来到伦敦。他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是；伦敦进行的大宗交易方式，并不像他在美国纽约搞的那种方法。他把美国的交易方式带给了伦敦，多少也搞了一次“小革新”。

伦敦所谓的大宗交易是，当有人要出卖大宗股票时，必须要给10％的折扣。我觉得这是开玩笑。我与姆努欣一道工作，我经常对他说，这种交易方法全无道理。因为如果有人在纽约售出大宗股票，假如他卖出的股票比上次的少，或者比上次卖出的价低8％，你就不会去做这笔交易。这种情形从1989年底一直延续到1991年。

我们作为美国公司，很难理解一个客户，无论是想买公司的1％的股票还是5％的股票，都必须要给出低于市场价格10％的折扣的原因。我老是在问，这样做怎么赚钱?当时把持着这种生意的公司是史密斯·纽科特公司。他们精于此道。在我们到了那里以后，以低于市场价格3％或5％的价格购入大宗股票，就等于每天夜晚都有一个圣诞老爷爷到你的家门口一样不可能。如果你卖不出去，你就大祸临头。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有一天，拉扎德来找我，带来了埃塞维尔公司的大宗股票业务。当然，对这支股票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但我并不了解内情。我以为我们可以独占这支股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家公司都把矛头对准了我们。当时是1991年，客户们都知道这支股票在出售，我们则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泄露消息。我们被告知，不得向外界披露机密，然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却已经四处活动收购这支股票了。

我们实在不明白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一天多的时间里，股票便从77盾下跌到71盾。我搞不懂，只能对自己说，有人在搞鬼。

我以上次售出的这支股票的价格购买了大宗股票，我以为我并未与人竞争。然而事后我发现人人都在做空。因为他们的惯常做法是先做空，然后再买进股票，因为他们预测，他们最终会以更低的价格买进股票。我们则从不这样操作。在美国，如果有谁这样干，那就非进监狱不可。美国以外的情况就不同了，我想他们这样做是合法的。总之，我购的股票占公司的股份的10％。

这支股票在伦敦交易，我从纽约向伦敦的一个交易商打电话，对他说：“现在，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做CBOT。”许多入认为，CBoT是芝加哥交易所的缩写，其实，我这里的意思是案板上任入宰割的肉。我下令：“购进xxx股”。接着出现的情况是，股价立即从71眉上升到77眉。由于人人都空，因此我控了盘。这支股的流通数是6亿，是很大的一支股了。他越发神情焕发：另一支干得不错的股票是法国的路易斯·维东公司股票。维东家族想与阿劳德公司分开，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想，维东是个聪明人，然而，他们都不再想经营公司。我也有一些怠倦，不同之处在于，我的竞争性太强。我以市场价购了股票。我还了解到，给路易斯·维东公司当咨询的那个人，告诉维东家族的人说，他们必须拿出2000万元放在桌上，原因是市场报价就低了10％。真是疯了。总之，这是一场相当大的交易。

我买下了这个公司5％的股票，而且还得在市场上收购1％至2％的股票，因为每个公司都在抛股。后来，我们的主要竞争者都预售了股票。他们到世界各个市场买这支股票。股票下跌，我以上次的价格购进了股票，他们则在已经降低了10％的基础上，又降价10％。市场疯了，他们又一次全都空了。现在，人们对这只股票的兴趣大增。每个人都在买它。只有我们才拥有这支股票。于是他们又猜测，只要我们以那个价格支付，我们一定疯了，因为我们会资金短缺。然而我们所拥有的正好是资金。在证券交易行，有效利用资金是最重要的事。资金运用不当，绝对是一个最大失误。这场交易比埃塞维尔公司的那笔交易还要大。

我告诉你，我们成了赢家。我们冒了风险。假如我们错算，我们的亏损也金非常大。但这场风险值得一冒。我从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交易的——我不考虑我能赚多少，而是担心如果我判断有误，我的亏损有多大。我们就是这样受的教育。我不想犯错误，更不想倾家荡产。

在伦敦，我看到了一个不同之处。当他们做交易时，他们总是先预售股票。这佯看来，他们的交易风险更高。然而，你总得找几个大机构表态，至少要买下交易股票的一半。因此，他们的真正风险并不大，因为一半已经出手。在我看来，承诺并不等于已有买主，你得自己作判断，然后上市场去找那些承诺者，向他们推销。在1996年以前，他们习惯于干代理业务，因而谈不上有什么风险。这跟我们在谈判佣金以前的惯常做法极其相似。

对于埃里克来说，他如同在一间黑屋子里四处摸索。在一个不熟悉的市场环境里如果不懂游戏规则，或考不学习游戏规则，是没有办法把生意做好的。他却能在半年的时间内干得轰轰烈烈，其交易数量之大是前所未闻。他给市场带来的另一个大贡献就是，他使市场更富有流动性。一旦生意来了，他绝不会先等3天。如果是一笔大买卖，他会立即与他的合伙人商量。鲍勃·姆努欣即为其中之一。他通常立即做出决定，半个小时就会回话。这意味着生意会很快成交，机构能很快得到现金。

你现在知道了伦敦与纽约的区别了吧。关于大宗交易的最大区别是：交易没有佣金。在伦敦，如果你冒险，潜在收益极高。你可以算算，如果你以3％的折扣购得6000万股，并有一个机构能在24小时内动员全球的股票市场，假如你购买的股票价格适当，就算3％的折扣吧，然后以1％的折扣出手，你就可能在这次交易中赚120万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鹰已降落”这是他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上打广告的用语。广告画面上有一只雄姿英发的老鹰，下面是他的家庭电话号码。“扬基债券商24小时服务。”他大概是24小时全球交易服务的始作佣者。这就是埃里克，一个绝对与众不同的人物。可以理解的是，他以为今天的交易商太倚重电脑，而不是自己对市场的理解。

机器告诉他们如何动作。我曾经给这些人开玩笑说，如果停电，你们就大祸临头，你们都得一命归西。这绝非危言耸听。再看程序交易商，或者“追势交易商”。他们利用电脑来查看股票交易量的上升下降，据此决定买卖股票。他们不知道公司在干什么，这未免太轻率了。用电脑搞交易或听命于电脑，与听命于图表如出一辙。电脑说，事情是这样的，就参加这次集会。在这间屋子里有一个集会，你被邀请参加10分钟。请进。有趣的是，森伯格本人就是一个电脑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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