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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使钱生钱，并使它们增值——一个家庭必须了解三件事。

第一，问题是复杂的。别人也希望能分享你的资本所有权，他们不辞辛苦地通过税收、通货膨胀、各种规章制度、劳务费以及其他武器来实现这个目标。在这场永不停息的储户与社会的斗争中，社会最终几乎总是赢家：大多数家庭财产被侵吞。

第二，只有那些有能力、有经验并时刻关注于此的人才能胜任资本经营的工作。因此一个家庭最好的选择往往是雇一位专家，并认真监督，就像雇外科医生或律师一样。

第三，找到一位优秀的专家本身也是很难的，因为最好的投资者很少与私人顾客打交道。最好的也不可能永远保持最好：他们变得野心太大了，总会有问题发生。家庭必须了解这个事实，以便正确决策。

一些著名的家族在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呢？

投资顾问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早期投资咨询业的服务是过于粗糙的，我喜欢30年代大萧条时期关于一个纽约某俱乐部会员的故事。他看了一下表，突然跳起来，对酒吧里的人们说他必须走：他准备去拜访一位投资顾问。其他人被惊呆了，很少人有足够现金偿债，更没有盈余拿去投资。一小时后，那人回来了，一副沉思的样子。“喂，怎么样？”其他人问道，“首先，他问我有多少钱，”他回答道，喝下一大口饮料，“我告诉他我有20 万美元。”“他说怎么办？”其他人又问道。“他让我将19 万投资于国库券上。”周围的人赞许地点点头，小心总没错。“剩下的1 万呢？”“他说给他！”

以前，投资顾问只限于建议是向股票投资还是向债券、抵押贷款投资。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增加自己的业务，现在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公司将告诉你购买哪一种股票或债券，以及如何处理税收、不动产、石油和液化气、风险资本——许多这样的事情。这种类型的公司出现在30 年代早期，它和家族办事机构一样为私人提供投资服务。

一个公司的投资能力似乎与它在信托、税收和其他私人金融领域的能力成反比。一家精于信托和不动产管理的律师事务所或者由会计师演变而来的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家族办事机构，通常在管理日常事务，付帐和税务代理方面优势明显——但投资能力比货币管理公司就差些，后者的业绩就是自己的招牌。当然有些公司象查理斯·普拉特司，也做投资业务。同样，当一家货币管理公司涉足财产计划等领域时，也不如财务公司和法律咨询公司熟练。

此外，没有一种风尚占统治地位。企业的兴趣很广泛，从繁华到破旧，从不合时宜到追求时髦，从积极进取到消极防守，从投资业务到个人服务等。然而，越来越少的投资咨询公司或银行信托部真正感兴趣于家庭服务。一个原因是迅速成长的企业养老金业务，吸引了大部分能干的管理人员。当你面对一个40万美元的家庭账户和一个5000 万美元的养老基金时，无法给予同样的重视。除非你像一个技工一样，出于对职业的追求而不是对金钱的追求，否则你是不可能同样注意家庭小账户的，况且搞家庭服务所需的费用又是昂贵的。因此，大多数投资公司，以追逐利润为本性，都尽快地转到了养老金上。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惊奇地发现，我们公司是纽约最大的纯粹面向家庭的投资咨询公司。有趣的是，仅仅服务于机构的投资顾问公司重新出现了。这种服务被称为“资产分置战略”，要求的报酬很高。

对于银行来说，提供“个人银行服务”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的数额太小而且人事变换频繁。

老年人

老年人如果身边没有亲人，将更依赖于家族办事机构或投资顾问、法律咨询公司。这是由于精力不足所致。一件工作对于40 岁的人来说有趣，但对于60 岁的人而言就是厌烦的和困难的，对于70 岁的寡妇就是绝不可能的。针对这些情况，一个研究小组已连续对家庭观察了15 年到20 年，试图理解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们有位顾客，她年纪很大，已迁到迈阿密居住。她有个不诚实的秘书，不久，我们注意到一些奇怪的撤资行为。一名财务人员下去调查后，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原来我们这位顾客的秘书在用两只手挣钱，她甚至假冒雇主在支票上签名，买了一部卡迪拉克！我们派一名女职员为这位老人服务，同时通知了警方，将这位秘书绳之以法，这虽然痛苦却是必要的。我们还劝说卖主收回了卡迪拉克。

谁支付账单

投资咨询公司的收费标准在一定范围内滑动：例如，当资产在100 万之内时，收取利润的1％作为服务费，当资本在100 万～200 万之间时则为0.75％，依此类推。当家族的资产种类很多（如子女的信托基金等）时，出于简化账务的需要，费用总是加总以后一次收齐的。这就给家族出了一道难题：如果总资产是500 万，收费标准为100 万内每年收取利润的1％，最低不少于0.25％，那么这些成本如何分配呢？按家族成员的资产比例分担？还是由更老、更富有的一代分担更多的费用（这些费用可以抵税）？这样做可以让下一代人（假设他们属于收入水平更低的阶层）的费用降低。

人们通常选择后一种作法：上一代人负担更多的份额，这也是两代人之间税收调整计划的一种形式。

附带说一下，证券交易委员会现已允许登记过的投资顾问分享利润，作为工作的动力。截止到目前，一般还是限制套头交易者分享利润。这种鼓励拿顾客的钱冒风险的做法，在以前恐怕是不能也不应该被接受的。

让我逃离陷阱

投资顾问不得不经常将客户从风险游戏中救出来。我相信我的所有同行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位富有的老人（现在，他在华尔街行话里被称为“净值极高的资深公民”），想从事有声望的退休工作。受这种想法的驱使，他将钱投入到一家公司，成了这家公司的主席。然而，由于过分乐观、管理不善、不诚实或三者都有的原因，形势开始不妙。如果这位投资者神智不清，愚蠢得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投钱，或批准公司文件，他将遭受更大的灾难。人们常常不得不雇律师和技术顾问，将资产分成几部分，然后出售——或至少提出发展建议，从外部筹集资金而不是一味地自己投资（从外界筹钱是可行的，从历史上看，投资者可能比他本人想像的更坚定更有办法）。

一位波士顿的投资顾问劳伦斯·库里奇，讲述了另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客户和一个宗教组织的领导人一起来到他的办公室，客户打算加入这个宗教组织，这又需要他捐献一笔钱。库里奇请他的客户进来，并关上门。当那位在外边的人等着把证券拿走的工夫，库里奇帮助客户重新明确了财产的功用，是为他的家庭服务而不是宗教组织。

委托

库里奇的公司和别的公司一样，都鼓励顾客进行可撤回的委托，这是一种处理资本的灵巧办法。有两种委托方式，不可撤回的和可撤回的。前者是将资产永久性地交给独立的代理人，由代理人按照受益人的意愿进行管理，例如，丈夫通常把房产收入留给妻子养老，而大部分财产则留给他的孩子或再下一代人。这种委托需要交纳的税较多。

另外一种，可撤回的委托（也称为“活”的委托），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参与管理的机会，而且不需要交税。顾名思义，财产委托人与代理人只需笔尖一动就可取消整个委托业务。许多家族机构（尤其是在波士顿，据我观察）喜欢可撤回委托方式，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可以撤回自己的委托，重新进行选择。这种方式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只要你愿意，当你想周游世界时，放心地去吧：代理人将为你支付账单，照顾好每一件事，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旅行支票，发一个电报就可以了。 当然，这得花些钱，且需要交纳额外的税。为什么这样烦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在个人与财富之间插入了控制器、制动闸。“已在布里罗奇发现了一幢迷人的别墅，”那位兴奋的受益者发电报，“从40 万美元降到了20 万美元。”“不明智，”代理人的回电让人扫兴。这时委托人可以解除委托代理关系，购买别墅，但很少有人这样做。另一个更好的例子说的是一位轻率的女孩在里维埃拉爱上了一个希腊花花公子。他想让她将80 万美元放在肯尼亚的赌博上，这位痴迷的姑娘说，“我将乐意这样做，伊恩斯，但我得先问一下办公室。”“为什么？”她崇拜的人问道，“难道你想做的事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这是你自己的钱，对吗？”“噢，是的，但我不得不这样，我们经常请教于办公室”。非常正确！在代理人精明地扼杀这场交易的时候，我们的年轻女士也应观察一下伊恩斯是感兴趣于她本人还是她的银行存款。

这个例子显示了家族机构在某些时候所具有的近乎神圣的功能。它像神道教的圣殿，将现在一代同他们的祖先联系起来，它是家财的保护神。因此纽约一老家族的机构仍然保存着该家族成员的出生和死亡时间记录，在长岛上建立家族墓地，记下谁葬在哪儿——尽管这个家族自己很早就已放弃了那儿的财产。

今天，正如我在开始提到的，这种神圣的服务终于开始对外开放了，就像许多家族机构对公众开放一样。当然，当你遇到某个家族的第五代时，假如说有150 个同辈人，包括许多不同名字，你将发现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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